独立相融，氛围中漂游

吴赫：我听他们的第一首歌是《My Jinji》。当时我甚至没意识到他们是一支亚洲乐队，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但如果要选一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应该是《Burgundy Red》。它带来的体验非常饱满，甚至带点燥动。
曾国宏：我最喜欢《Gondry》，尤其是在吴赫告诉我这首歌的灵感来自 The Strokes 的 demo《I’ll Try Anything Once》之后，我对它的欣赏更加深了一层。落日飞车的创作过程通常是层层递进的，和弦变化很多，编曲也偏复杂。但《Gondry》正好相反，它的和弦变化非常简单，让旋律主导了一切，真正抓住了整首歌的灵魂。

吴赫：其实是十个人，还包括我们的联合制作人 Junkyard。他也是 RM 的一员。
曾国宏：最难的部分是作词。我们喜欢在音乐中叠加不同的音色，更多人的参与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也更进一步。当我们写 demo 时，通常会随意哼唱一些字词，结果就是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临时随机的发音产生依赖。所以到了真要填词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棘手，因为需要找到既符合歌曲含义又能保持原始旋律流畅度的歌词。不过，进行到某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决定不再过度纠结了，让一切顺其自然。

吴赫：我认为你说的现象主要发生在韩国，而且只是暂时的。韩国的嘻哈热潮消退后，乐队音乐才多获得了一点空间，但整体来看我感觉乐队文化正在缩水。当然，我无法预测未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加入业界、更大规模的制作和更高的预算投入，整个音乐界也不断在变。
曾国宏：现在玩乐队更像是一种对浪漫的追求。我们的键盘手王少轩经营着一个排练室，过去那里总是挤满了年轻人，大家一起即兴演奏、翻唱歌曲，但现在去的人越来越少。玩乐队开始变得像怀旧体验活动，几乎像古典交响乐一样。

学习乐器也很贵，因此现在组建乐队更是一种经济条件允许的人才能享受的事。对于预算有限的年轻人，他们更倾向于用电脑和 MIDI 键盘制作音乐。不过乐队文化依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 那就是酷，还有人在为酷坚持。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被困在家里，然后吉他的销量大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乐队文化的活力。所以未来五年会怎样还不好说，但至少现在来看，未来虽说不上广阔，却充满光亮。

曾国宏：我最喜欢的专辑是 Antônio Carlos Jobim 的《Stone Flower》。我的创作深受波萨诺瓦音乐的影响，有些人觉得这种音乐风格悠闲又小资，但我认为它其实可以是非常激烈的，也很先锋。它富有诗意，扎根于南美的传统音乐，又与美国爵士乐融汇在一起。
吴赫：The Whitest Boy Alive 的专辑对我的影响最大。因为这支乐队，我认识了我们的录音工程师 Norman Nitzsche。这些专辑我至今仍在听，曲目的风格有机、极简，但深度十足。
Junkyard：The Smile 的《A Light for Attracting Attention》。

曾国宏：最严厉的批评者一直是我自己，我内心的声音是我最大的敌人。现在我们正在制作一张新专辑，通常都是我和制作人一起确定 vocal 的方向，但自从认识吴赫之后，我总是请他帮忙打磨。他会注意到每一个细节，这意味着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唱了。我必须训练自己，做到精准。不断突破，我就能到达让自己满意的水平。
吴赫：我过去会被那些否定的声音影响，所以我干脆把那些人都从生活中剔除了，物理隔绝。同时，我也会陷入自我怀疑。外界质疑和自我否定这两种声音一直都让我很煎熬，但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吴赫：这也是我一直都在说的，这是我迈向理想自我的起点。
曾国宏：但我也会觉得，这一种很亚洲人的思维方式。这和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已经刻进我们的骨子里了。小时候我们考了 A，父母会问为什么没考 A+（笑）。当你始终在追赶一个不断在拔高的目标时，很难真正建立起自我肯定。我们渴望被认可，但绝不可能轻易获得。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被称作是“成功的音乐人”。单看数据或许是的，但我自己没有实感。

曾国宏：我们最爱去的地点之一是“大师兄”。这是一家有点隐蔽的宝藏牛肉面馆，肯定不是最卫生或最精致的地方，但它非常地道，有一种 DIY 和家的感觉，我以前在那附近排练时常去。后来带乐队成员去的时候，原本还担心他们会不喜欢那里的环境，结果成了我们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曾国宏：台湾有一种叫“黑魔法” 的东西 —— Nirvana Audio，它是一个 USB 设备，据称可以通过量子物理学加强音质。你甚至不用把它插入设备，只要把它放在你的音响系统附近，音质就会变好。
吴赫：对，这是我们最近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曾国宏：它比 AI 还要超前，领先 AI 50 年。它几乎就像是薛定谔的猫，如果不去观察，你也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果。这完全取决于信仰。也许只是心理作用，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有趣。
吴赫：基本就是靠信仰（笑）。

吴赫：我最近认识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 Jose Wong，他的乐队叫 ABCD。他才 23 或 24 岁，却有着非常锐利的审美眼光。我听说他之前给 MSCHF 设计过作品，创作风格非常令人耳目一新。

吴赫：是的，我们在日本、首尔和台湾举办了以乒乓球为灵感的快闪活动。在筹备之前，我对台湾街头服饰文化的了解并不多，但在过程之中我渐渐开始喜欢上这些品牌。nul1.org、LTTT、Plateau Studio、Wisdom 和 PRETTYNICE 等等，他们都在进行有趣的创作，作品很亮眼。和他们合作感觉很棒。

吴赫：之前有人把他的那条视频发给我看，一开始播放量还挺正常的，后来突然就火了。我听说在他的推荐之后，《Aaaannnntttteeeennnnaaaa》成了整张专辑播放量最高的歌，那其实就是《Antenna》的慢版。所以，shoutout 给到 Derrick Gee（笑）。这种事情很少见，尤其是在氛围音乐领域。这首歌原本完全不是为了成为主打而创作的，它节奏很慢，几乎没人会想听。但结果就是这样了。
曾国宏：其实这首歌最开始是个“错误”。在 Pro Tools 里有个功能，可以把音轨减速一半来检查剪辑点。我们的工程师 James 在做调整时用了这个功能，结果我们一听就觉得，“哇，这效果听起来其实很不错嘛。”慢版出来后，很多原本不明显的细节都被放大了，低频部分听起来更有层次，几乎像是在给耳道做按摩。后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版本，但重新进行了许多编排。这不是简单地减慢速度，而是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变成了全新的存在。话虽如此，氛围音乐其实根本没有“爆曲”这回事。唯一能算的可能也就是 Brian Eno 的《Music for Airports》或是 John Cage 的某些作品。

曾国宏：文化隔阂依然存在，但我觉得音乐有它独特的力量，可以穿透这些壁垒。它就像是一种更低维度的语言，一种超越言语本身的存在。即使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也依然可以通过声音在情感层面建立深刻的连结。

比如韩国和台湾之间，就存在细微但明显的文化差异。在韩国，乐队排练完或录完音之后，一起出去吃饭是必须的，没得商量。而在台湾，虽然我们也会不时聚餐，但这种“必须得去”的压力感并不强烈。这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历史与传统不同的结果。

但归根结底，音乐能够越过这些差异。一首由韩国和台湾音乐人共同创作的歌曲，也能打动日本、泰国或新加坡的听众。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它能够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即便人不可以。

吴赫：我们现在的重点在新专辑的制作上。巡演结束后就会全力投入创作，希望能按计划发行。这段时间很忙，我们会先各自发布 HYUKOH 和落日飞车的新专辑，然后可能会接着推进《AAA》的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