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Bowling：
生命不止，创作不休

“我想创作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画作。”他在位于伦敦的家中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对 Bowling 而言，追求卓越不仅仅是一种欲望，同时也是一种磨练。他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坚持创作六十多年，成为当今最令人钦佩的艺术家之一。

过去几年里，步入职业生涯晚期的 Bowling 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辉煌：他于 2019 年在泰特美术馆（Tate）举办了个人回顾展，次年则与 Hauser & Wirth 画廊签约。同一年里，Bowling 还在英国女王的生日当天受封爵士。“我争强好胜，又以开拓者自居。不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普通人，我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深深影响着我。”Bowling 补充道。

今年 5 月，Hauser & Wirth 画廊在纽约和伦敦两地同时为这位圭那亚裔英国艺术家举办了首场展览。在双城同步办展颇具象征意义，因为他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工作室，而这两个城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Bowling 的创作。他自从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尝抽象主义表现手法后，便一直沉浸在这两座城市的艺术氛围里，源源不断地从中汲取灵感。画廊展示了 Bowling 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绘画作品。其中尤其突出的，便是他对抽象表现主义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色域绘画做出的非凡贡献。该展览展出了一些 Bowling 最知名的大型色域作品，包括 1971 年创作的《得克萨斯州路易斯》（Texas Louise）和 1984 年创作的《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两者均是 Bowling 即兴创作的最佳范例，也是他在画作规模、亮度乃至介质方面的标志性实验。关于这场展览，《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对 Bowling 及黑人艺术而言，这是一个影响全球的时刻。”

Bowling 的代表作《波兰的丽贝卡》（Polish Rebecca，1971）也在本次展出之列，这幅作品在 2013 年纽约军械库艺术展（New York Armory Show）上以 27.5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也是 Bowling 首次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这幅 9 × 11 英尺的画作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据说，2012 年，Bowling 前往位于伦敦郊区的朋友家时，在阁楼上重新发现了这幅他四十多年前便已忘却了的画作。Bowling 一生都在创作中寻找自己，这段轶事和他的作品一样，都透露出他对探索的执着：不仅探索自我，还要探索他人与世界。《波兰的丽贝卡》是他在“地图式绘画”时期（1967 年至 1971 年）创作的一幅丙烯酸作品，暗紫色的画面中有着绿色勾勒的南美洲轮廓。画作中饱含着 Bowling 对家乡圭亚那的敬意，那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在创作中不断审视的灵感之源。

Bowling 的作品始终含有对自身过往的探究：“我一度以为自己的眼睛受到了伦敦光线的影响。我在 1989 年回到圭亚那的家里时吓了一跳。我在看到家乡风景的那一刻，得以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画作里的光线。”他说，“我看到一片晶莹的薄雾，也许是东风将蒸腾的水汽带到了空中。我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那种光线属于圭亚那，是我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owling 于 1934 年出生在圭亚那中北部小镇巴蒂卡（Bartica）。当时，那里还是英国的殖民地。6 岁时，Bowling 一家搬到了东北部港口城镇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到了 1953 年，19 岁的 Bowling 独自移民英国。那时的他梦想依然在别处。“我一心想成为作家，想写诗。我当时觉得那是对话自我、探究自我的最佳方式。”他说。

1956 年左右，Bowling 在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服役时无意间发现了白教堂美术馆（Whitechapel Gallery）。他回忆说，那纯属意外。他的母亲是裁缝，在新阿姆斯特丹开设了自己的裁缝铺，他那天是去为母亲购买纽扣和蕾丝花边。

“我路过时，那里刚好在举办《这就是明天》（‘This is Tomorrow’）展览。”他说，“我想波普艺术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当时也不知道这就是艺术。”

如今被视为经典的《这就是明天》展览的创意源自建筑师兼艺术评论家 Theo Crosby。他希望通过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与设计师之间的跨界合作来展示现代生活方式。最终，这一想法在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艺术策展人之一的 Bryan Robertson 的帮助下于 1956 年变成现实，成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场展览。现在，《这就是明天》已被视作英国波普艺术运动的先驱，成了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Bowling 在那个时期还结识了艺术家兼建筑师 Keith Critchlow，并在后者的影响下开始走进充满魅力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明天》正是在这样的时机下点燃了他对艺术的热情，让他放下诗歌转去从事视觉艺术创作。“我感觉自己在开始接触绘画后，得以调动更多感官投入其中。我在将颜料涂到画布上时会用到整个身体。”Bowling 坦率地说道，“与坐在书桌前，试图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相比，绘画的过程更加包罗万象。”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就读期间，Bowling 凭借融合了抽象主义、具象元素和象征主义的绘画特点，以先锋画家的身份崭露头角，而这种绘画特点在日后也成为他标志性的艺术风格。1961 年，Bowling 用学校的旅行奖学金前往纽约，并在创作中发现了一种此前不知道自己渴望的自由。“在伦敦，似乎每个人都希望我创作出与后殖民主义相关联的抗议性质的画作。我在那段时间也对此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他说道，话语间其实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渴望：不管周围的声音如何纷扰，他都要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Bowling 一直渴望通过艺术创作了解自己，即便偶尔会有所动摇。

1966 年，Bowling 正式搬到纽约。他放弃了过去对具象图像的坚持，画作中的现代主义风格变得更为突出，“地图式绘画”时期的作品已经让他在抽象主义艺术创作中获得一席之地。“我想我一直都在创新和实验，尝试拓展涂抹颜料的方式 —— 泼、滴、染、倒 —— 你也知道，什么都会试一试。”他说话的语气，仿佛所有这些创作中的探索都是理所应当要完成的，“我真的很想有所改变，这样就能一直领潮流之先。我在创作时总是试图让作品呈现出他人尚未尝试过的元素，现在也依然如此。”

过去一年的社交隔离期间，Bowling 在伦敦的工作室里坚持创作，也在寻求转变的同时享受艺术创作的乐趣。因为有家人的陪伴，他总能在那里感受到家的感觉。他非常想在工作室里待得更久一些，尽管他的医生不建议他这样做。

“疫情爆发之初，他们告诫每个人：如非必要，不要出门旅行或上班。嗯，对我来说，去工作室进行创作是‘绝对有必要’的事情。”他说，“医生说，像我这个年纪，每天最多在工作室里工作两三个小时。我能在里头待上两倍的时间，毕竟我生性如此。我在工作室里很开心，这才是关键，而且，这也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段自在时光，让我能够忘却随年龄增长而加剧的生理疼痛。”

很少有艺术家像 Bowling 那样，在职业生涯晚期依然大获成功，人们因此经常问起有关他丰富生活经历与高产职业生涯的问题。我也不禁想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的事情。他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我在十三四岁时曾经想要成为一名大侦探。这是我在十岁出头那些年的理想职业。”他说。

尽管 Bowling 没能实现十几岁时的侦探梦，但他通过一生的创作，早已掌握了自我探索这门艺术。

Kovie Biakolo 是一名作家，也是研究文化与身份的多元文化学者，她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Lipman Fellowship 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