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Gebremedhin：书籍内外

我在家住时，跟父母聊到了他们的成长以及来美国后的经历。当我们变老时，我们发现自己的父母也在变老。厄立特里亚与其他众多南半球的国家不同，那里不会严格保存官方文件或将事情完好地记录下来，因此，许多历史是通过口述的传统来传递的。我开始为他们录音，希望能将他们的故事保存下来。

我的父母出生于阿斯马拉（Asmara），那里是厄立特里亚的首都。他们移民美国有若干原因。厄立特里亚为寻求独立与埃塞俄比亚开战。这场战争持续了 30 年，毁灭性难以言喻。我父亲的兄弟死在了战场上，遗体一直没找到。我最近听说，跟我叔叔一起服役的人告诉我父亲的家人，说他埋葬了我的叔叔。但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我的父母先是去了苏丹，在那里待了一年。我不知道用“难民营”这个词来描述是否准确，反正他们待在一个中转的地方。我的母亲在城里给有钱人当保姆。

他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来到美国，然后 1987 年时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生下了我。据我所知，我母亲来到俄亥俄州后的其中一份工作是在杂货店打工，我记得自己会在她上班时待在停车场玩耍。那其实是段很开心的回忆。

他开车送有特殊需求的人去看病。如果你见到我的父亲就会知道，他脾气温和、善于交谈，特别适合这份工作。后来，他改行去开出租车。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有不少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现在还有很多索马里人），大家都跑去开出租车了。这份工作很辛苦，整天都得坐着。我的父亲非常了不起。所有工作都很了不起，而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是我们之中最重要的人，对吧？没有蓝领工人，社会就无法运转。但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呢？并没有。我的父亲挨过骂，受过侮辱，还遇到过抢劫。但他坚持工作，因为他希望这能让我过上好日子。他对我宠爱有加。想象一下，你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认识的所有人、各种熟悉的气味与食物，最重要的是，你还在上世纪 80 年代那种时期来到美国，而且还是来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俄亥俄州。我母亲告诉我，她第一次闻到麦当劳的味道时简直要吐了，对她来说太难闻了。

我无疑有着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但其中也有一些遭遇会让我在回想起时纳闷：我当时是否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以前有一辆旧汽车，特别丑，但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在我们看来特别可爱。车子就各方面而言都很舒适，而且是金色的。对一个 6 岁的孩子而言，还有什么比金色更棒的颜色？有一天，我父亲和我走到汽车跟前，看到有人用钥匙在后备箱上刻下 “KKK”，还把呕吐物倒在了挡风玻璃上。我记得自己看到呕吐物时特别困惑，直到很久以后才真正理解。不过，我当时确实知道 “KKK” 有着很糟糕的含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 6 岁这个年纪就明白了这些，因为当时我父母并不会在我面前直说，但我就是懂了。而且身为黑人，我很快就学会如何判断周遭的潜在威胁，有谁会想要杀死我、摧毁我。我从小耳闻目濡，没多久就适应了。

我父母从小鼓励我看书。他们知道书籍的力量，而且身为移民，他们也知道语言的力量。我们常常待在图书馆里。我的学校每个季度都举办学术书展，我会把目录带回家，圈出我需要的所有书：“这本、这本，还有这本，我都想看。”我无时无刻不在看书。阅读是一种愉快的逃避现实的办法。我们在聊到逃避现实的时候，往往显得有点悲观，但逃避现实有时特别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同性，但我直到大学一年级才出柜。阅读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他人的所思所想，我一直很喜欢这一点。

我听得懂提格利尼亚语，但不太会说。我妈妈觉得我主要是不太自信。我能用提格利尼亚语就德里达（Derrida）发表一番长篇大论吗？不，恐怕不行。但我能理解非常复杂的对话，可惜的是，这样的对话很少见。我可能不应该代表我这代人说这种话，但我觉得，似乎越来越多同龄人都说不了或者听不懂提格利尼亚语了。这是我为父母录音的另一个理由：不仅因为我想听听他们的声音，也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

没有。我一直对身为厄立特里亚人感到自豪，但直到大约七年前，我才开始对父母和厄立特里亚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读了记者 Michela Wrong 写的《我不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I Didn’t Do It For You”），副标题 “论世界如何背叛了一个非洲小国”（“How the World Betrayed a Small African Nation”）很好地概括了文章的主旨：包括美国在内的超级大国都瞧不起厄立特里亚，剥削了这片土地乃至人民的利益。Jeffrey Gettleman 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 Times）写过厄立特里亚，Dan Connell 也就厄立特里亚出版过几本书。但他们都是白人 —— 你懂我的意思吧？我需要阅读更多厄立特里亚人写的关于厄立特里亚的内容。我最近送给我爸一本《厄立特里亚历史字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ritrea），基本上就是一本有关厄立特里亚的百科全书，光是这个信息库就包含了好几千年以来的各种内容。

我跟我父母加深感情的其他方式自然还包括食物。我妈妈很久以前就教过我如何制作 “tshebi”，这是一道炖菜，是厄立特里亚的经典菜肴。疫情期间，她又教了我几道菜。我特别爱我妈妈，但她实在是不擅长教人做菜。我问她：“这里面要放多少？”她会说：“我不知道，看着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好吧，那这个是多少？”她说：“不知道，自己拿捏。”我说：“唉，女士，这么说一点也帮不上忙。”我们都很喜欢厄立特里亚音乐。厄立特里亚的电影行业也很有意思，出产了很多搞笑片。那里有一个歌舞喜剧剧团，跟《活宝三人组》（The Three Stooges）相似，我父亲和我经常一起看。Youtube 上就能看到厄立特里亚电影，但我们平时得买 DVD 才能看，因为在这儿很难买到。

我很幸运，我的父母特别支持我，也很信任我，他们相信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他们把语言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认为跟文字打交道是一种奢侈 —— 现实也确实如此。我在《Vogue》工作时，我妈妈很喜欢跟朋友们炫耀我在那里工作，即便我只是个小助理。后来我去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工作，我妈妈对兰登书屋不像对《Vogue》那样了解，于是问我：“为什么，你不想在《Vogue》继续待下去了？”我觉得我父母有着极为普遍的移民心态；他们心怀远大梦想，却又非常实际。他们特别脚踏实地，毕竟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不是吗？正因为他们脚踏实地，因为我父亲年复一年地开出租车、我母亲在工厂上班，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梦想放在了一边，我才能成为现在的我。

哦，我的天。我父亲热爱数学，他其实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母亲极其善解人意。我们去护理机构拜访一位家里人的朋友时，她会四处逗留，跟那些百岁老人像好朋友一样聊天。我跟她说：“你应该当一名护士，成为某种医护人员，你具有这种特质。”但生活不会事事都顺心如意。George Eliot 说过这样一句话：“成为你本应该成为的人，永远都不算晚。”我笃信这一点。我觉得我母亲依然有大把时间。我还跟她一起研究课程和证书，试图帮她改换跑道。

我不希望他们工作一辈子。我的梦想是买一套房子。我做好打算，希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让父母跟我一起住。这在厄立特里亚（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司空见惯。我想，我妈妈已经准备好要搬到纽约和我一起住了。我肯定得先找个男朋友。

我的经历和我父母的不一样。首先，我从出生起就接受了美国黑人的形象与文化。厄立特里亚的文化十分独特，我认为其在某些方面与美国黑人文化有所重叠，这点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往往认为嘻哈舞蹈源自非洲，而在厄立特里亚的传统舞蹈里头，人们会上下挪动肩膀，每个人抖动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好像是个人风格，这常常让我想起哈莱姆摇摆舞（Harlem Shake）。我对身为美国黑人无疑感到自豪，但我对身为厄立特里亚人也感到自豪。我依然在不断摸索，看看要如何厘清并融合这两种身份与文化。

与此同时，无论好坏，他人看待我的眼光也对我如何看待自己产生了影响。在美国，人们很多时候分不清黑人之间有什么不同，不管你是厄立特里亚人、尼日利亚人还是塞拉利昂人，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无非就是一个黑人。另一方面，我也确实将自己视为美国黑人，因为我觉得自己与所有跟我肤色相似的公民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我也同时牢牢抓住了自己的根，永远记得自己是个厄立特里亚人。要知道，遗憾的是，有很多黑人在追溯血缘时无法找到西非（奴隶贸易的地理源头）以外的具体位置。我觉得，能够说出“这儿是我同胞的故乡”以及“我的同胞依旧生活在此地”是种莫大的荣幸。美国黑人的遭遇中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不管来自哪里的黑人都会产生共鸣。黑人在公共场合受到警告时往往会沉默地相互交流。如果我在一家杂货店的时候有位白人女士发表了质疑的言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和离我最近的黑人会用眼神与嘴角的笑意迅速知会彼此。

我最近还因为这个取笑我自己呢。我不久之前接受了一个采访（不能透露是哪家媒体），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对方为了完成某个论题而找来的符合条件的对象。

黑人在出版业及其他行业受到雇用与提拔，是对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做出的回应。不管我在哪儿工作，往往都是房间里唯一的黑人。我不知道自己在其他人眼中代表着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挺微妙的，我觉得在这种跌宕又混乱的时刻，人们似乎总是期待有色人种承担起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责任。我的肤色在公司的招聘过程中是否产生过影响？我答不上来。我说得上来的是，我被给予了很多自由，可以做我喜欢的事，这让我少了些压力。Doubleday 几乎很少有手把手的指导，环境再理想不过。我接下这份工作时害怕被当成学徒，但我实际上获得了不少自由。我是否觉得自己有责任为那些经常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一个平台？肯定如此。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忽略了哪些人呢？出版行业的生态系统依然非常闭塞。记得我们在爱荷华时看到的那些文学代理是如何翻阅作者名单来挑选作家的吗？要是有人没有机会去参加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呢？要是你在底特律的社区大学念书，又有谁会读到你的小说？

我会在兼收并蓄的感性驱动下工作。我热爱 John Edgar Wideman，热爱 Ann Beattie，热爱 Penelope Fitzgerald，热爱 Jenny Erpenbeck，热爱 Christine Lincoln，热爱 Philip Roth，热爱 Jamaica Kincaid，也热爱
Cathy Park Hong。我的品味很杂，我希望自己能坚持感性并不断发现有趣的内容，希望能借此为这种僵化的结构带来某种改变。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身居要职的黑人，而且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我的前人中有 Erroll McDonald、Chris Jackson，现在则有 Lisa Lucas 和 Nicola Yoon，以前还有 Toni Morrison。但这种机会真的很少。这种情况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大家环顾四周，看不到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时，都会受到冒名顶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的煎熬。我们脑袋里会冒出一个声音，时而自我怀疑：为什么录用的是我？这特别隐晦，但种族歧视就是如此运作的，不是吗？我们受到怂恿，不禁怀疑起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但我其实有许多目标想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