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大事

为了保护无辜者的身份，我将隐去确切的坐标位置：比方说，我置身于五个行政区之一。Bosetti 之外，我早已放弃在美容院向人解释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发型，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竟然会对如此的诉求产生渴望。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在我的生活中反复上演；没有人看得到我所看到的 “愿景”。也许，这只能说明对方态度不好，但话说回来，我认为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年纪，因此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任由他人给我做了一个极其寻常的发型。做头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吹发上，发型师运用滚筒式鬃毛发梳创造出众多女性梦寐以求的弹性卷发造型。对我来说，这样的习俗俨然来自一个我的护照上未曾敲过印章的土地（我从天主教学校毕业后便不再吹头发，以前念书时，我不得不在每天的黎明时风将头发吹成常规造型，不过，这段经历暂且按下不表）。

女性把做头发当作日常爱好（姑且不将其算作战略行动）的决心比一些时代的政治主张更加强烈，这可不是一件新鲜事。不过，“精致打扮” —— 堪称谦卑的志向 —— 的潮流似乎渐渐复苏。人们对老式卷发器与其他美发工具重新产生兴趣，比如 Dyson 的 Supersonic 或 Airwrap，T3 的 Volumizer Heat Brush 以及 Lunata 的无线卷发棒（专为女性摆脱电线而设计，可能也是为了便于携带），以及 Good Side 的 Essentials 套装，其中包括丝质枕套、面膜与发圈。其与 Diana Vreeland 在 “Why Don’t You” 专栏中的中肯建议如出一辙，认为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建立一个牢靠且优雅的缓冲区域，一边更好地保护既有格调，一边又能让我们在重新崛起之前为摔倒做好缓冲。这些产品对于基督女孩之秋的桶状卷发造型而言再合适不过。

许多人会认为我的新发型较以往大有改善。可是，我的全部成年生活其实都在和这种造型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奔走。受损的部分已经消失，我的脑袋无疑变轻了，尤其是当严冬的寒风在这些刚刚剪短打薄的发丝间掠过的时候。这种发型犹如一顿早午餐；无限量供应的 mimosa 鸡尾酒，晚上再一起观看《单身汉》（The Bachelor）。犹如平静的日常与富有季节性的仪式。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我从未确信适合自己的现实生活形式。

我是否可以成为善意的大使呢？吹出来的发型似乎有着自己的个性，紧紧地固定在我的个性之上。我热情招待 —— 我难道没有尊重客人的义务吗？也许发型就类似于保险杠贴纸（写着“共存”），贴在人的身体上，如同归属声明。也许，难以琢磨的城市另类女性与郊区普通女性的强大联盟还没有建立。美可能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可是，我自己的口号真的就会让我高于……比方说，印在茶包标签上的经文吗？呸，我希望我的家和我的混乱都得到祝福。向反方向靠拢，比如心甘情愿放下架子，将其当作简短的适应性练习，似乎也不算过分。

遵循 Wayne Koestenbaum 的 “以直面来回避” 原则，我得就这一期节目不如以往向大家坦白：我的祖母在一周前去世了。自那以后，大多数对话内容似乎都成了漫无目的的词句，开始时很琐碎，结束时更琐碎。我也试图讲一些更加生动有趣的话题，但到头来还是想说一说这位永远穿戴齐整的女性 —— 精心搭配的首饰，完美无瑕的发型。在她的那个年代，发型就是一种明确的意向声明。人们倾向于保持相同的发型，并不会轻易接纳改变。我这样的当代生物则是每天以我这个时代的漫不经心的方式横冲直撞，每时每刻都在调整。要打磨镶板上的石膏时，我便把头发从面前挪开，束成一个发髻；写作的时候，我则会把头发编成五根辫子，这样就能避免自己不停用手去梳理，把我焦虑时的全部精力用来思考 20 个不同的主题。梳头还是戴上巴拉克拉法帽？涂护发精华还是用免水洗发露？在我需要掂量其他各种细小差别时（1.5 英寸的画布框榫头与 2 英寸厚的大幅画作相比，是否显得足够可爱、古怪或有趣？），这些选项就显得太繁杂了。我精准的关注犀利冷酷，可以想见，也因此十分疏离。我容不得弯折卷曲或弹性。

我的祖母 Patricia Bradley（旧姓 Murphy）也有严格的审美标准，不过，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她周围的人身上。我好像从来没看到过她有哪个星期没有好好打理头发和指甲，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出于虚荣。其他人必须 —— 或者更确切而言：有机会 —— 看着你。全身都悉心打扮过让人显得特别从容自若。她对美的呵护（曾经为她赢得拉荷亚海滩与网球俱乐部的迷人美人鱼的赞誉）似乎是她慷慨的延伸。她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留着一头银白的秀发，她将长发盘起，如同一团低悬着的柔软薄纱。

我一直以为这需要创意才能实现，即便其过程对我而言依然十分神秘，何况，据说我的祖母以前和玛丽莲 · 梦露（Marilyn Monroe）共用一位发型师，可能这也为我祖母的形象增添了一丝不可言喻的意味。其如同只可远观的王冠，使我祖母显得冷冰冰，也掩盖住她对几乎所有人的热情，前提是大家不拿她开玩笑。如果有人不走运步入这条歧途，他们以及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会被她归入 “那又怎么样” 这一类别。用她的话来说：希望那些从灰扑扑、满当当且彻底遭人遗弃的活页夹里钻出来的可怜虫能交好运吧。也许我把她形容得太泼辣了 —— 泼辣本身并非坏事 —— 不过，我想讨论的既不是她与 Bette Davis 相似的性格，也不是 Davis 本人（其名声似乎引发了一场比吹风机最热档更猛烈的虚假狂风警告）。我的祖母更像是摩纳哥前王妃兼美国演员格蕾丝 · 凯利（Grace Patricia Kelly），爱尔兰音乐家 Paddy Murphy 在成名前便与她结识。而且，我的祖母和 Kelly 一样都是爱尔兰姑娘。

祖母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依旧把指甲涂得光亮完美，上面还撒着闪粉。我的指甲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她指甲的末梢微微弯曲，让我感到莫名的富有魅力。Peter Hujar 在 1973 年为医院里的 Candy Darling 拍摄的照片也是如此。相似的还有 David Wojnarowicz 为 Hujar 拍摄的照片，其印刷品上印着的日期似乎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这对我来说是种训诫，其重点不在于照片上的形象有多迷人多令人陶醉，而是其中透露的现实：这就是人将死之时的模样。当然，我目睹的还有其他一些画面：她墙上的水彩画，浴室里的一管管亮粉色或珊瑚色的口红（Revlon、Chanel、MAC），Warm Soul 柔彩矿质腮红和发胶。也许我这么做有点不寻常，不过，从拥有毕生经验的人那里寻找灵感有什么不好呢？我一直都很喜欢探寻几乎所有人的不为人知的构成，想着：“啊，原来他们是这样打造自我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我参加大家的派对时会在浴室里做的事情。

“头发剪得怎么样？” 不错！反正我也不怎么在乎。因为头发被大幅剪短打薄，不管什么另类的造型我都能驾驭。做好的发型早已洗去好几个月 —— 我差点忘记，做头发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保持至少数个星期的造型 ——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 DIY，把糖果粉色、桃色、橘色和水煮大龙虾的颜色通通染上。我用经典的 Bumble and bumble 定型喷雾把头发打理成人造海滩似的凌乱发型（没有波浪！）。要知道，我是在为大家作陪衬。想必我的祖母也会从这种别致的养生之道中找到乐趣。

大家常常在我染发之后问我：谁给你做的头发？我说：“我做的。” 这话虽然不假，却并非全部真相。询问女性的头发就像是在抛出暗示：“把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答案最好只包含一两个音节，不然就会显得过于具体，使得一个人的背景故事、最新的生活近况乃至对未来的梦想都被包含进去。被其深深俘虏的听众说到底依然是个 “俘虏”。当我下一次濒临悉数交代的边缘，比如说出我看到了什么，我认为其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就应该去吹个头发，以免自己被其他人吹得飘飘然。

Paige Katherine Bradley 是一位艺术家、作家和编辑，来自洛杉矶。作为 Artforum 的前副编辑和《GARAGE》的艺术编辑，她在 2013 年到 2021 年间的大部分文章都发表在这两家媒体平台上。她的近作散见于 frieze、《VISCOSE》、《Spike Art Magazine》及 Montez Press Radio 等。她创作的关于 Suellen Rocca 的艺术作品的专题文章将于今年由 Matthew Marks 出版；她最近的展览包括在 Theta 画廊的群展和在 Lubov 画廊的个人项目，两者都位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