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成为母亲吗？

有时候，我早晨带着狗第一次出门散步时，会遇上孩子们上托儿所的时间。欢笑声、兴奋的尖叫声、幼儿的啼哭声，还有穿着一丁点大的鞋子的小脚丫踩在地上发出的轻轻的啪嗒声将我们团团围住。孩子们摇摇摆摆地走向在门口等候的保育员，还会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进行消毒。

时而会有勇敢的小小冒险家靠近我的小猎犬 Olive，试探性地呢喃着“狗狗”“汪汪”“嗷呜”。Olive 则会友善地做出回应，温柔地用鼻子嗅嗅他们；它喜欢小孩。尽管 Olive 能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劲儿，却还是会吓到一些小家伙。他们被它庞大的体型吓到了，似乎天生就知道 Olive 能轻而易举地扑倒像他们这样的小朋友。

一阵痛楚袭来，尖锐而灼热：想成为母亲，想拥有孩子。三年前，我开始在激素治疗方案中加入黄体酮，梦想拥有更丰满的乳房。这种药物也同时加强了其他的本能欲望，让我的身体更贴近深层的周期和节奏。黄体酮使我性欲高涨，激发了近乎超现实的感官体验。快感过后，往日的忧郁情绪随之而来，整个世界宛若用特艺色染印法拍摄的老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我如同桃乐西（Dorothy）误入奥兹国（Oz），周遭的一切都布上了超现实的色彩。我的渴望渐渐变得具体，缓缓成型，就此获得向心力：其中最主要的愿望，便是希望有一个我自己的孩子。

我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我“无法怀孕”；我就是用这种措辞来委婉地表达自己因为身体构造而无法怀孕的，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子宫。当我和男朋友性交 ——“做爱”，他笑着纠正道 —— 的时候，我喜欢让他在我体内射精。不过，这样不会有任何作用，我就是自己的终点，不会再有后裔。尽管我无意把自己的性别转换视作悲剧，却还是感到要将自己未能得偿所愿的欲望写下来。

我经常写下无法满足的向往，时而担心自己会接连不断地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泥沼之中，或者担心自己在用写作弥补生活中渴望体验却永远难以实现的缺失。我在情感上排斥这些想法，先发制人地关上心门，以免日后落入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年少时，我会赋予这种抗拒以政治意味，就好像我 —— 还有很多有时候和我一样的女性 —— 主动放弃自己就文化角度而被排除在外的事物是件特别激进的事情。

我现在长大了。仅仅因为我无法获得某些快乐和体验便否认自己渴望这样的快乐和体验，这种想法令我感到愤怒。我相信成为母亲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未来，而我最近也沉浸于这样的未来之中，希望能借此拉近其与自己之间的距离。我们在讲述有些遭遇时会轻描淡写，试图借此做个了结，让事情翻篇；还有些遭遇则必须动用魔法，用意念将其变为现实。但不知道我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在这个新冠疫肺炎情肆虐的漫长冬季，忙于应付后勤协调工作的现实生活让我不再有精力沉浸于成为母亲的幻想之中。

也许，让我分心的还有对自己母亲的思念。在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有 15 个月没见过她了。我把对她的思念编织进了我对未来生活蓝图的构想中，而且还想知道：我第一次把母亲视作一个完整的人是在什么时候？我的意思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活人，而是指将她看作一个独立的女性，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经历、欲望和梦想，乃至那些和她对成为母亲的向往难分伯仲的欲望。

我常常会温习美国诗人 Anne Sexton 的诗歌《双重形象》（The Double Image）。这首诗中，叙事者把母亲描绘成她的“满是镜子的洞穴”“我被颠覆的爱，我的第一个形象”，是她在长大后为人母的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岩石一般的死亡之巅”。这首诗里描写的母女仿佛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无论是美丽还是可怕之处都如此相似；这些特质不可避免地展现在她们各自的面部轮廓中，而相似的面孔也从墙上挂着的肖像上茫然地注视着她们。

如此的镜像描写常常让有关母女的文学作品变得鲜活。我想，在我终于接纳母亲不过是另一个完整的人 —— 而且是我年纪越大越相像的一个人 —— 有能力与这一现实产生的悲伤共处之后，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更有生命力也更加丰富彼此的共情，这种心态也紧紧根植于我想成为母亲的渴望之中。也许，当我承认自己渴望成为母亲以后，我才有能力以一个女人理解另一个女人那样，完完全全地理解她。这种理解超越了让母女之间产生误解与隔阂的神秘经验差异与权力差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和我同龄的女性一生都会怀揣这种欲望，特别是我们之中那些碰巧不能生育的女性。人们越来越了解大多数女性在成为或希望成为母亲时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对于千禧一代来说，我们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听到过这样的告诫：把孩子带到一个越来越不稳定和不公平的世界特别不负责任。我们无法不假思索地无视这种批评。

截至 2019 年，千禧一代仅拥有 4% 的房地产，而我们的净资产则在过去 25 年里减少了 34%。更糟糕的是，我们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学生贷款，还要面对日渐衰败的美国医疗体系。不过，我无意起草宣言来恢复或重塑战后婴儿潮一代的资本积累幻想。我只希望与这样一个事实作斗争：当我们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左倾的时候，我们也在自身所反对的暴力系统的蹂躏下放弃了组建家庭的想法。

或许，我们确实有必要废除传统意义的家庭概念；不过，我们也需要认清其中明确存在的暗示，即只有富裕的顺性别白人女性才有资格或者有义务生儿育女，这无疑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屈服。即便我们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将其合理化，却依然会真切感受到自己因此变得低人一等。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就业和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与种族差距。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出现的大量失业人口中，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不仅因为众多倾向于大量雇用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行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学校和托儿所关闭后，家庭中（尤其是异性恋的双亲家庭）主要由母亲辞职回家陪伴和教育孩子。

Shanita Matthews 的婚礼策划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倒闭了，她在接受《Vogue》杂志的采访中表示：“我不能去麦当劳打工挣 10 美元的时薪，因为请保姆照看孩子的时薪就要 10 美元。”在经济危机和疫情期间，失业带来的看护和照管的重担主要落到了女性身上。秋季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女性因为需要照顾孩子而失业，与此同时，只有 12% 的男性出于同样的原因失业。当前的疫情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似乎预示着我们正在经历以及即将面临的危机，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突如其来的重压之下，平等的光泽渐渐褪去，往昔的幽魂又重新显现。

因此，把母亲的职责想象成一种务实的关照，考虑的出发点主要在于利润，就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暴行。这种想法把当代的人们对所谓的“归化”角色的渴望偷梁换柱，草率地转换为“什么样的人被顺势赋予了母亲的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就经济、法律和文化角度而言，谁是切实可行的人选？渴望我们没有或无法拥有的事物，这不应该仅仅归因于当代人的自恋情结，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更宏大的社会症结。我们人生中的缺憾突显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失败：我们中有谁能够且如何才能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也依然在思索，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养育孩子有何意义？每一天，我内心蠢蠢欲动的欲望都在与日益逼近的末日相互拉扯。是的，我沉溺于这种欲望也许是为了逃避死亡。而我们在经历过俨然止步不前的过去这一年后，日常生活早已蒙上了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我们也早就对死亡习以为常。

有些时候，我会迷失自我。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迟迟没有工作维生（当调酒师），我远离了社交生活；隔离我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那堵墙也越来越薄，甚至偶尔会消失不见。有几天，我遛狗散步回到家，习惯性地解开 Olive 的牵绳以后，便会陷入一种神游状态。等我意识到的时候，自己已经站在厨房水池边开始清洗成堆的盘子，还会把沥干的那些放回固定的收纳位置。我会随即开始抽泣；每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便容易流眼泪。这是一种不经意间的宣泄，是为了释放情绪压力。美国艺术史学家 James Elkins 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习惯于独自垂泪”，而我们“哭泣的理由简直不计其数”。我确实在设法改善自己的状态。我已经变成那种用家务和手工活来打发时间的人，我会编织、缝补、打理四十多盆植物，这些都成了我的疗愈良药。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如今的男朋友在我们聊天的时候随口提到，他一直在研究领养孩子的流程。我从没想过自己的恋爱会进展到这个阶段。我感到如此满足，仿佛爱情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以前交往的男人中，没有一个认真考虑过与我共同抚养孩子的可能性。而如今，他仿佛在疫情期间从天而降，与我一起握住浪漫爱情的红绳，准备好一起退出寻寻觅觅的游戏。听到他的话，我又哭了。他说我总是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是的，我说，好，太好了，真的。

Jamie Hood 撰写的《如何成为好女孩》（How to be a Good Girl）入选《Vogue》杂志 2020 年度最佳图书榜单。她的作品刊载或即将刊载于《兰普斯》（The Rumpus）、《新探索》（The New Inquiry）、《跨性别研究季刊》（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和《国家》（The Nation）等媒体。她在布鲁克林生活、写作和调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