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ynaldo Rivera：做自己的女主角

音乐是我所做的一切的基石。十几岁在北方工作时，我从二手店买了一台 Victrola 黑胶唱机。我记得当时发现了 Bessy Smith 和 Billie Holiday 的音乐。我是一个在牧场长大的孩子，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所有这些都是伟大的女性，还有 Edith Piaf。他们就像我的“tias”（阿姨），亲手把我拉扯大。还有秘鲁歌手 Lucha Reyes、墨西哥歌手 Toña la Negra。是她们教会了我如何面对痛苦、如何哭泣、如何坠入爱河。我们不需要接受教育或任何古典音乐的训练就能理解音乐。

是的，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学会。一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拍，冲出来的照片拿回来一看，常常是空白的。我因此不断询问冲洗店店员，她花了不少时间给我解释如何拍照，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知识。

光线对于默片来说至关重要，而默片正是我最早接触的电影。摄影是我排在电影之后的第二选择。我总是在观察光线的变化，因此会把万事万物视作电影布景。摄影所需的所有工具都十分昂贵，因此才会成为有钱人的消遣。我以前可没钱买那么多胶卷，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只能拍这么点照片，我学会了修片。我们当时连牛奶都要拎着一整袋硬币去买，过日子时根本没法考虑未来。如果有人找我们出去玩，我们就辞掉工作，一走就是三个月或者一整年。我们无牵无挂，可以轻轻松松再找一份没什么前途的破工作。我们还在店里顺手牵羊（笑）。我不应该提这个！我现在说起这些还会坐牢吗？

偷胶卷比较难，因为一般都放在柜台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拍出成千上万张照片。我从 1982 年就开始拍照了。大家还以为我拍了很多呢，其实，很多东西都在这些年的火灾中或者搬家时遗失了。

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觉得了，mija（姑娘）。摄影对我来说不单单是兴趣，而是真正满足了我的需求，跟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等各种需求一样必不可少。而且，我现在老了。人一旦到了一定年纪，便会思考寿命，开始希望在世上留下点痕迹。

在我十几岁、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时，任何事情都很重要，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当时记录了很大一群人。如今我老了，一切都变得单一了，我开始对肖像摄影产生了兴趣，于是开始拍摄我生活中的人们，以及我遇到的新朋友。如果你在这边，我也会给你拍照。我现在懂得，从长远来看，这些转瞬即逝的事情才最重要，而非我们年轻时看重的那些标志性事件。

不会！我记得我有一次想到：“我真希望能在 Etta James 去世之前见到她！我怎么会从来没见过她呢？”然后有一天，我翻阅自己的旧日记，看到有一天写着我在 Hollywood Bowl 和朋友 Donald 与 Cindy 一边喝红酒一边观看 Etta James 的演出。

有些事情则无法忘记。我记得在 The Plaza 的后台为那些女孩拍的照片，我还带我妈妈去看她们的演出。我以为自己是带她去长见识，结果她早就知道那个地方。她和那儿的服务员是老朋友了，但那个人对待我的态度其实一直很差。从那以后，他对我就像对待皇室成员一样！我妈妈帮他出柜，甚至为他写了一首歌。我以为自己的遭遇独一无二，结果只是酷儿群体里的沧海一粟。

所有这些地方现在都消失了；人也一样。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历史被艾滋病拦腰截断。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失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些优秀人才，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就这样被扼杀在了那些岁月里，当时传染起来特别迅猛，得了病的人不出几个月便会消失。这是他妈的地狱。我其实没有目睹太多细节，尽管我的第二任男友也是死于艾滋病。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得病，我就像黑寡妇一样。也许是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我其实没有和多少人睡过。

我是一个有着许多恐惧的坏姑娘（笑）。我也受到了很多保护。在当时，同性恋需要保密。我直到 1983 年才出柜，当时艾滋病已经横行了三年。电视上将其称为“同性恋癌”，我记得当时以为只要是同性恋都会得病。你读过《上帝之城》（City of God）吗？墨西哥裔美国人 Gil Cuadros 写的那本？

书里讲述了他身为年轻的拉丁裔同性恋在美国西南地区的经历，以及他的生活是如何塑造了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认同的故事。这本书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幸运的是，我来到美国时，有一个强大的母亲，还有那些激进的墨西哥裔姐妹。她们特别讨厌白人，一直会尖声说“去他妈的白鬼”！所以我从小就没有把白人美化或偶像化，这要感谢那些墨西哥裔姐妹。

那是我们为《洛杉矶周刊》（LA Weekly）拍摄的虚拟时装秀。我的一个朋友是时尚编辑，她让我构思创意。她知道我懂得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把这身装扮称作“恰恰女孩”，我很喜欢那张照片里的主人翁姿态。我们都不是非法入境的，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那些女人不需要任何道具就能拍出有趣的照片。在我看来，不管何种女性气质，在表达时永远会受到审视。她们在这些地方能够摆脱限制。香水、举止、她们说话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想让她们成为我的电影女主角。

我一直随时准备出门。每天都会盼着出门。我的造型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出柜以后，打扮时变得特别用心。我记得自己穿过一条上世纪 20 年代的斜肩泳衣。打扮一新出门闯荡特别开心。我当时觉得，反正自己已经是个足够糟糕的同性恋了，因此一切都不再重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想法有多离谱。女性化装扮并没有让我在西好莱坞有任何发挥。没有人愿意看我，而我还觉得自己的高端时尚装扮特别可爱。我并不想成为女人，我只想感觉充满魅力。

我们选择这部分图片作为书的内容，是为了讲述一个真正充分利用了这座城市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了各种派对的照片。我想展现人群的多个角度，捕捉到大家的各种情感。这是我希望在媒体上看到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凌乱却富有表现力。就好比我的表妹 Tricia，她的生活就非常精彩。还有我的姐妹、我的祖母，她们之所以了不起，并非因为金钱或成就，而是她们充分利用手边的资源，活得特别尽兴。

我的祖母抛下虐待她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在上世纪 20 年代跑到墨西哥城，成了一名演员。我小时候很讨厌她，听到她的名字简直会发抖。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她的后半生有多么酷。她成了一个怪物，但那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和她一起长大的一个女人跟我说她是个妓女，但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她当时会举办各种不可思议的派对，邀请村里的所有男人。然后她会向他们收取入场费，让他们进屋子和她一起跳舞。我想这就是我们如今说的租房派对。她招待客人的时候，我的父亲只能睡在走廊里。她跟别人说这是自己的弟弟。她为人不怎么样，但她的经历真是非比寻常。她凭借一己之力，战胜了贫穷、虐待以及外界的奚落。

如果你跟我一样多愁善感，那悲伤就很难凭空消失。那是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一切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你永远回不去了。这特别叫人难过。我现在感觉不再如此强烈，时间和距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也不会任由自己陷在其中。比如现在，我不得不阻止自己去回想从前。

那本书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我或者彼此的亲密朋友。我在这些场景中从来都不是一个偷窥的局外人。在场的人会认为，他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我在那里；我成了环境的一部分。我捕捉的是我参与的种种瞬间。你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这一点。你可以把我放进其中的任何一张照片。我是说，我就在里头，只是你看不到我。

说得对，我也在其中看见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