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品味
都挺恶心

我一直都很讨厌谈论艺术。当你看到其他人在谈论的时候 —— 不管是媒体稿、艺术家讲座，还是采访 —— 他们都不得不明确说出艺术对精神到底有什么影响。一旦我们在句子里用到动词，其实就是在撒谎。我不喜欢说那些东西。我喜欢与外在世界有更多直接联系并且更有实质意义的谈话。就像解释一个笑话为什么好笑一样，谈论艺术也会让艺术失去价值。我没办法坐在那里告诉你说：“ x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质疑了y 和 z。”不，不是这样的。那他妈的不过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非要说的话，观众倒有可能在观赏时有所洞察。那是观众和那幅画之间的事。我只想知道一件东西是怎么做出来、怎么组装以及从哪里来的。那些实在、真实而非猜想中的东西。

这取决于具体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雕塑是做减法，而绘画则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不过，并非所有作品都这样完成。文字类的作品我会一直酝酿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

我这么说的时候，有些朋友会不屑一顾，还有些就能完全理解。我觉得艺术创作的过程很多时候是无形的，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斟酌它到底对不对，想不想要把它做出来。

我得说，这些作品大致完成的时候看起来什么都不是。画面是填满了，但我可能并不喜欢。在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的是可能性。

我倒不觉得自己精力旺盛，但是大家都这么跟我说。

至少六英里。

他们说有 2000 平方英尺，但我觉得应该不到 1750 平方英尺。因为他们往往会把卫生间、走廊和楼梯的面积也算进去。

是啊，差不多有纵向的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我在 2017 年时特别野心勃勃，所以现在得为之买单。

沙发那件作品挺疯狂的。巴尔的摩的 Lanning Smith 工作室帮了不少忙，我和他们一起合作完成了那件作品。我们确保像组装一张真正的沙发那样把它组装起来，各种不同的分层都在里面。接着就是试图以疯狂的角度把 50 英尺长的沙发扭转、弯曲、自我缠绕并延伸，制作出额外的枝节。我是在 2016 年底刚搬到我住的公寓时找到灵感的。我在 eBay 上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张蓝白条纹的 Ralph Lauren 沙发。那是一张全新的寄售沙发，因为太浮夸，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就一直没有卖出去，本来是给一座豪宅定制的，结果那房子一直都没建完。沙发那件作品就是由此而来。我本来真的很想用一模一样的布料来做我的沙发，但是在我开始创作的当月，那种布料停产了。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接近的款式：黑白色，条纹稍细些，布料也薄一些，但基本上还是 Ralph Lauren 沙发的同款布料（笑）。我想要保留那种自命不凡的预科生风格。室内设计挺恶心的，所有的品味都很恶心。不管品味如何，大家会为之所累。都挺庸俗的。

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展示一下自己对事物矫饰而微不足道的意见。然后搞来各种物品，看起来还不错是吗？我说不好，总觉得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开始反感。谁在乎呢？挺傻的。那么在乎本来就够丢人的了。

总之，那个又大又难看的 Ralph Lauren 沙发我至今都还在用。我坐在上面，我的猫还抓出了一个洞。

首先，他的名字叫 Kevin，我很爱它。

不会，我有毛病吗？它又不会说英语。所以我只会跟他说：“停下！”“闭嘴”和“我爱你。”

人们觉得我很刻薄，但他们没说错，我是挺刻薄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误解。

凌晨 2 点到早上 6 点的时候。

洛杉矶的人都睡了，纽约还没睡的人都有更值得做的事在忙。也没人能发消息。所以我只好工作。

我想应该是从初三那会儿慢慢开始的，原因是我不做作业。现在基本上也还是这样。我特别讨厌做作业。

没有。在我们家，上帝就是在 Windows 95 上像用神器八号球占卜一样地玩纸牌接龙游戏。问它“是”或者“不是”的问题，看它会不会给你答案。

他们在伊朗长大的时候信的是伊斯兰教。但我觉得他们在经历了伊斯兰革命之后，对以宗教为名的组织的所作所为彻底失望了。他们在家从来没提起过宗教。我并不确定，但我觉得我父母可能相信有泛义的神灵存在。我是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不谈论宗教可能是他们有意为之的育儿决定。我应该问问他们。

是的。我从小就喜欢创作。高中的时候我会参加校外的暑期艺术课程。我的高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艺术项目。老实说，关于如何创作好作品的大部分内容，我都是在高中里学到的。大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是当代艺术 —— 如何当个混蛋。

基本上就是亚文化。我觉得自己现在也依然如此。

我试图回忆我是在几岁时知道 Space 1026 的存在的。那是位于 Trocadero 剧院对面的一个工作室空间，会举办艺术展览，有时还有音乐演出，更偏向于朋克/DIY 风格。 我记得自己会去那里，但并不是特别频繁。我也经常去美术馆，但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而是跟着学校去的。我们经常去费城美术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画家 Rauschenberg，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笑的。我想我现在依然喜欢他的作品。

现在没有那么多自发组织的展览和锐舞派对了。那样的空间似乎都已经被买断，不是被翻新后高价贩售，就是被更加企业化的房产公司买下。那种能找到一个适合聚会的空间，不花什么钱就闹腾一番的日子，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都会在一个有门卫、酒精饮料销售执照和真正吧台的正规夜店里举办。

就是我比之前想象的要更能睡，也更能保持清醒。而且我总有办法让自己心情舒畅，即便是在不愉快的时候。

我的工作室。Stewart U 和 Piotr Uklanski 也一样。对 Stewart 来说，更多是思考的隐秘性。而对 Piotr 来说，“工作室像我的内裤一样私密，是我的圣殿。”

我最好的朋友 Joanna Simon，我们高中时就认识了。我向她寻求的建议总是关于如何理清自己的头绪，倒不是别的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特别了解自己的人，那个人会知道如何让我们面对自身不可避免会暴露出来的问题。

关于如何应对世界的建议，我会去问 Jasmin Tsou 和 Alison Gingeras。

我还会跟 Juliana Huxtable 聊天。倒不是为了寻求建议，我俩总能对外面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出快速分析，并找到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我觉得是 Elaine Cameron-Weir，因为她总是说我们是同一类人。虽然我相信对一部分人来说我真的像 Elaine 一样是个“万人迷”，但我们其实是很不同的两类人。我觉得我俩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围绕艺术创作和艺术家生活所共有的某种厌倦。即便在日常过程中屡屡遭受耻辱，却依然在干这一行。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不确定自己在作品中有没有把那些言语无法精确表达的东西有效地表达出来，是否真的值得把这辈子都投身于艺术之中。厌倦在这里的另一个说法也可以是“驱动力”，或者说“标准”，或是“达到该标准的动力”，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不爽和怨气。

他们必须有趣。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做朋友呢？

之所以想成为艺术家阶层，就是因为想要呈现或者提出一系列另类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把这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变得更好。如果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赞美明星，或是和大众一样看那么多电视节目，完全热衷于和别人一样的话题，跟普通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还要较真地认为垃圾娱乐那套玩意特别重要的话，那我们还做些什么呢？我真的不关心明星，我觉得挺没劲的。我想要少花点时间听别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明星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