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James Frey 的家中对谈

James Frey 在新迦南已住了十多年，一半时间在这栋房子中度过，自他和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分开之后搬来。房子外观是黑色的，与其内里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全白色形成鲜明对比。沿着他后院通往池塘的高草走了一段路后，我跟着他的示意脱下了鞋和袜子。我提到油漆质感有些特殊，他解释说，这是摩天大楼顶部使用的那种涂料。他相信，只有这种涂料才能充分反射从巨大窗户倾泻而入的阳光。他的艺术收藏价格不菲、数量可观，且风格极为统一。我们讨论到卢浮宫对真正的胜利女神像安置的位置，毕竟我们四个都能脑补出那个场景。话音刚落，James Frey 就已在自己客厅的一角摆好了入镜姿势，那里是他平日写作的地方。我们还在他卧室窗外的杂草堆中、友好山猫巢穴附近的溪边岩石上拍摄，他表情冷峻，不时竖起一根或两根中指。
这次拍摄和采访的时间是在五月初。差不多正好二十二年前，James Frey 的第一本书《A Million Little Pieces》出版，彼时的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甚至甚是凶残；但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该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商业成功。如果你对 James Frey 这个名字还稍微有点印象，很可能也还记得当年那场轰动一时的争议丑闻，即书中的部分内容被夸大、甚至到了完全虚构的程度。这本书是作为回忆录出版的，James Frey 在公共场合也一直以此为辩护。脱口秀女王 Oprah Winfrey 最初曾盛赞他，后来却将他请上节目并进行严厉质问。
自从 2005 年的丑闻爆发以来，如今 55 岁的 James Frey 几乎不再接受采访，即便是在 2018 年出版他十年来首部长篇文学小说《Katerina》之时也极少发声。但显然，他现在在重新考虑这种低调的姿态。在新书《Next To Heaven》出版在即之际，他主动开启了媒体宣传。这是一部风格生猛的谋杀悬疑小说，背景设定在一个颇似新迦南的上流小镇。他雇佣了一位知名公关，而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处在接受《纽约时报》人物特写拍摄的漫长过程中。有一刻，他要求我们停止录音，以便向我解释他为何决定重新面对公众、接受舆论审视。但等重新开始录音后，他讲的话几乎和停录时说的内容没区别：“我想要重拾属于我的头衔。”

对 James Frey 来说，这个头衔包括但绝不止于《时代》杂志的一句评价，这句话也被他印在了《Next To Heaven》的封面上 ——“美国最臭名昭著的作家”。他提到一些“客观数据”，即书作销量，以强调自己对出版业的重要性；也谈到自己在写作风格上宏观与微观的影响力，比如他那异于常规的标点用法与格式排布，以及他所推动的自小说（autofiction）文学潮流。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作美国文学史上伟大男性作家的接班人：Mailer、Wolfe、Thompson、Vonnegut、Roth 等等。他指出，其中很多人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同样遭到误解或是憎恶。

两幅 Andy Warhol 的作品，一件罗丹的婴儿雕像，一张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画作。James Frey 的房子与外部野生世界之间的界线似乎是刻意做得很模糊；他嚼着戒烟口香糖，穿梭于各个房间，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所收藏的文化艺术品。当我们终于坐下来时，我问他：那些早期采访中表现出的挑衅姿态，以及他今天所展现的极度自信，到底有多少表演成分，又有多少是真实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回答道：“一半一半吧。”

我一直觉得，去探究 James Frey 在《A Million Little Pieces》中具体歪曲或捏造了什么，其实没太大意思。显然，他那些“罪行”的严重程度像太妃糖一样被拉抻了开来；显然，那些对话不可能一字一句都是真实呈现的，即使书中的人确有其人也未必如实呈现。我这么说并不是在道德上为他辩护，如果在书里编造自己的过去确定是不道德的话；我也不会附和他的粉丝现在常说的那种观点，即当今的文化早已走到睁眼说瞎话也不足为奇的地步。这一说法有其道理，但《A Million Little Pieces》是在彼时的语境中问世的。它之所以能卖得那么好，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读者相信它是真的，无论是抱着猎奇心态，还是因共鸣而感动。

James Frey 说，他和他的经纪人最初是以小说的名义将书推荐给兰登书屋的，而当被出版社告知他们将保留以回忆录形式出版的权利时，他要求删除原合同中有关他必须保证书中内容真实性的条款。他说：“我从未声称那是真实的。这书本来就是小说，然后被他们买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说，‘作为回忆录出版会更好卖。’我说，‘跟我有个屁关系。它就是一本书。’”此外，他还说，是出版社的编辑提出了很多“增色”建议，以及宣传团队建议他“像其他人一样”在面对质疑时坚持这本书就是回忆录的说法。（他说，《A Million Little Pieces》是他唯一在初稿之外进行过内容修改的作品，其余作品除了校对之外一律不改。）但是，他自己确实接受了这些建议，在公众质疑时坚持这本书的真实性，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为止。这里既有他本人的选择，也有我们或许可以委婉地称之为“市场的力量”的东西。

所以说，这场丑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代产物和象征，是出版行业走向的风向标，也像是那种“对公众撒谎该负何责”的道德焦虑的最后一口叹息。如果你现在去看 James Frey 2006 年 1 月在《The Oprah Winfrey Show》上的露面，只会觉得各方面都很不堪。他看起来很紧张且情绪过载，完全感受不到这是某种行为艺术，也根本谈不上在捍卫文学虚构的权利；而 Oprah Winfrey 的愤怒之情则极为强烈。2012 年，在为《TV Guide》制作的“节目 25 大经典瞬间”专访中，她对那期节目的处理表达了一些悔意：“这些年来，我总是努力做到不去评判他人……努力把每一个人当成真正的人去看待。而我在 James Frey 那件事上，做得并不好。”当 James Frey 在他新迦南家中一侧吊着重沙袋，另一侧堆满书本、笔记和纪念品的地下房间中向我重提那一段时，他给出了尖锐的总结：“双方中有人道歉了，那个人不是我。”

即使兰登书屋为声称被营销欺骗的读者提供退款，《A Million Little Pieces》依然持续畅销。James Frey 成为了文学界近乎被放逐的人物，于是开始寻求建议。James Frey 回忆 Norman Mailer 与他的交流：“‘你知道这事的过程会是怎么样。海明威一辈子都他妈的在被他们恨，直到我出现在他生涯的最后阶段。然后他们就可以恨我、爱海明威了。于是所有人突然都爱上了海明威。’接着他指着我说，‘然后你给送上大礼。他们现在都会爱我，因为他们他妈的可以开始恨你了。’”

尽管 Norman Mailer 始终坚持历史会还他清白，但当时的现实却让人很难乐观起来。《The Oprah Winfrey Show》的出场，以及在此之前《The Smoking Gun》发布的爆料文章，让 James Frey 的形象几乎彻底崩塌。与此同时，他也遭遇了沉重的个人悲剧 —— 2008 年，他的儿子 Leo 因一种罕见的脊椎疾病，在出生不到两周后去世。他说自己在公众场合竖中指的习惯，是因为和另外三个孩子外出时想摆脱狗仔队拍摄而养成的。在那之后的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本、也是最出色的书作《Bright Shiny Morning》，以对洛杉矶的人物研究、画像和事实梳理为体裁，其中许多内容都明示是虚构的。除了展现 James Frey 最犀利的文笔和最有推动力的叙事节奏，这部作品也可以看作他对“客观真相”这一概念的最终回应：从根本上说是不值得执着对待的问题。

但在之后的十年间，James Frey 逐渐隐入一连串的商业活动中，整体感觉极其赚钱，也颇为无趣。他创办了一家叫 Full Force Five 的青年图书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容易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那类书。（在《A Million Little Pieces》之前，James Frey 曾在好莱坞做编剧，并短暂执导过电影；2010 年代后期，他与 Lena Waithe 合作制作了电影《Queen & Slim》。他家地下室里还有一箱和导演 Tony Scott 的往来信件和剧本笔记；2000 年代时，Tony Scott 曾聘他为《Hells Angels》写剧本。）后来他还参与运营了一个全球网红社群和一家电竞公司。“我那时是在做商业，不是做艺术，”他说起 Full Force Five 时这样形容，然后也补充道：“好玩得很！”不过在他的小说《Katerina》中，身为作家的主人公 Jay 在类似的工作中被无聊折磨至近乎存在主义崩溃。

看自传如何糅进小说，以及这种做法如何被评论界与读者接受，是理解 James Frey 职业生涯最清晰的视角。《A Million Little Pieces》出版十年后，自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已成为英语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一。这类小说不仅围绕作家本人展开，还强烈地反思“写作”本身。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分类问题。毕竟，自有书籍以来，人们就在通过不同的透明度写自己。但当我们绕开那些按今天的标准已算温和的公开羞辱，以及 James Frey 那种又重新流行起来的毫无歉意的大胆姿态，就会发现在更微观、风格化的层面上，他那种简洁的文风、极短的段落、不规范名词的大写（或表示其重要性，或用来刺破那种重要性），都令他好似是自小说的先驱之一。

James Frey 从小在克利夫兰长大，崇拜像是 Marvelous Marvin Hagler 那样的拳击手。“我一直想让别人像称赞他一样说我：‘最强，最狠’（‘the best and the baddest’）。”因此他把自己与拳击手相提并论也不足为奇。他写作时坐在加宽定制的 Eames 椅上，宽度可以盘腿坐。他开大音乐，把脚搁在墙上，那墙上贴着各种激励他创作的图像：评论家的引语、英雄人物的照片、格言、一张奖励图表。这一拼贴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不同的写作项目而更新。James Frey 对写作抱有严肃而勤奋的对待方式，希望这样的心态与纪律可以孕育出那些难以预设的灵感。一旦开始写作，他会以每周七天、每天大约 12 小时的节奏进行，从头到尾按顺序写，直到完成。

这是一种惩戒式的写作过程，他希望作品的文字中也能体现出这种紧张的强度。因此，James Frey 原本打算在《Katerina》之后写一部宏大作品，不仅能重塑自己的创作生涯，也能为当今世界做出一种诊断。这部作品名为《FourSeventySeven》（意即公元 477 年，罗马帝国正式覆灭的年份），主题是他理解中“持续崩塌的美国”。“我对所有人都出击了。”他说，“我攻击了右派，也攻击了左派。基本上就是在说，你们谁都不配自诩正义。”他的经纪人看了大概 250 页后给他打了电话，“哥，你在 2011 年写那本《The Final Testament of the Holy Bible》时，我就跟你说过我感觉你会被枪击。” James Frey 回忆他这么说：“如果你真的出版了这本书，你就死定了。”

于是他选择转变了方向。一个将 Jackie Collins 的小说《Hollywood Wives》改编为剧本的项目最终告吹，因为他“想要的改编尺度比他们能接受的大多了”，但他也由此开始热衷于阅读其他 Jackie Collins 的作品和同类小说，比如 Danielle Steel 等人的作品。作为结果，节奏明快的《Next to Heaven》诞生了。虽然它作为一部讽刺小说，讽刺的是 James Frey 如今所处的超级富人阶层，但它的力度远不如《FourSeventySeven》。他表示：“这本书的高度可能没到那种程度，更像是‘随它去吧’的感觉，好笑一点，色一点。我不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有精力去读篇幅长的东西。我就想写一本有趣的书。”翻阅过来，确实有趣；而书的尾声以一种接近“James Frey 式项目符号”的方式，简洁地概括了各个角色的一生，在短小中反而显得感人，就好像一个人履历中的那些例行事实，已经包含了他们存在的全部。

快下雨了，James Frey 要去接孩子。“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边说边打开了一扇装得满满的冰箱。摄影师和助理已经先走了，回纽约大概要花将近两个小时，而我叫的车要三十分钟后才到。我别无选择，只能感激地接受他的好意。我问他自己走的时候怎么锁门，他嗤之以鼻：“我从来不锁。”然后就离开了。我并没有刻意窥探，但还是尽可能地细细观察这座房子；我当然坐进了那把 Eames 椅，当然也立刻感受到那仿佛虚空一般的无尽的白色。我记下了更多笔记。最后走出房子时，我经过他的车库，从仅有的窗户往里看，看见一辆像是老式保时捷的车。我试着拍了张照，想着有时间可以仔细研究。但后来我坐进车里打开手机时，照片里唯一清晰可见的只是我自己的倒影。

Paul Thompson 出生于温尼伯，在明尼阿波利斯长大。他的评论、随笔和人物特写见于《GQ》《Pitchfork》《纽约》《花花公子》《华盛顿邮报》和《滚石》等刊物；他的小说作品曾发表于《Hobart》。自 2013 年起，他一直居住在洛杉矶，目前是《洛杉矶书评》的资深编辑，也是即将上线的网络杂志《Spider》的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