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测量：
一场关于建筑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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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于我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一直是个充满可塑性的概念。我小时候始终对家充满幻想，脑海中关于家的想象多年来一直不断变化。我在纽约布朗克斯（Bronx）长大。一开始住在杰罗姆大道（Jerome Avenue）上一栋六层公寓的五楼，毗邻 198 街的大广场街（Grand Concourse），旁边就是 4 号线高架列车。那间公寓里有漂亮的硬木地板（木刺扎到特别疼），每个房间都有窗户。我们会从防火梯爬到屋顶看日落。

我 12 岁时，我们搬到了布朗克斯一座高层住宅 28 楼的 J 单元。那座公寓高耸入云，是我幻想中的场所。我读着书，想象有螺旋楼梯把我们的公寓和楼上的连在一起，展开一段关于就地开工、不断整修的翻新幻想，这跟其他地方没有关系，而是在于我当时所处的空间，以及其可能成为的模样。我如今依然会做白日梦，并且始终对业已存在的事物感兴趣。

我在创作过程中很容易被某种巴洛克式的繁复风格深深吸引。我小时候待过的空间既复杂又矛盾，每个房间都有明确的用途，而且特别平凡无奇。即便是被视作公共区域的空间也变得个人化，而且往往很私密。而对于黑人群体来说，私密空间常常因为公共利益、探询与管理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我对待各种事物的方式都受到了在布朗克斯的成长经历的启发和影响。身为设计师，我思考的是多样性、厚度乃至同时性，其中的灵感都来自我儿时的玩耍方式，以及充满活力、路面高低不平又不失美丽的布朗克斯。

我们以前住在加州河滨市（Riverside）一间巨大的传教士风格屋子里。我的妈妈爱上了这座房子，但房主却因为我的父母不是白人而不愿出售。那可是我妈妈的梦想之家，而且以她的性格，如果被告知不能拥有一样东西，她就会更加想要弄到手。于是，她开出了高于要价的数目，还从六个兄弟姐妹的大部分人那里借钱付了首付。那是我在上大学前住过的唯一一座房子。

我念小学时，除非下雨，不然我们都在室外用餐。我们用午餐的空间叫作 “火烈鸟馆”，那里有一面混凝土砌筑墙，墙上画着火烈鸟和几维鸟；另一面则是一堵很矮的挡土墙，墙的外面是一座植被茂密的小山坡，一直会有兔子在山坡上飞奔而过。可能是因为我此刻特别怀念过往，反正，我一直都很喜爱户外空间与庭院，能想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家。

我的兄弟和我观看《龙威小子》（The Karate Kid）的时候，特别喜欢电影里宫城先生的院子。这部 1985 年左右的电影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梦想自此没有变过。一点也没有 —— 好吧，还是有些许变化的。我需要大量光线、书籍，让我的孩子能够享受孩童乐趣的独立空间，以及一间井井有条的厨房，除此之外，其他都无所谓。

我清楚记得自己在 1994 年上高中第一天的情形。我迷了路，第一节课就要迟到了，记忆清晰如昨。我念的是一所位于乡间的艺术学校，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直线型的平面图中央是一座以曲线线条打造的礼堂，旁边是这些年来增添的一些通过桥梁与通道连接在一起的建筑。这个地方让我着迷，自然也成了我第一次以那种方式思考空间与建筑的契机。

我小时候，父亲白天上班，在急诊室当护士的母亲在夜里上班。白天，当母亲回来后需要睡觉时，家里常常安静得令人难受。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我在一个大家庭长大，有很多堂兄弟姐妹和叔叔阿姨，因此大家经常聚在一起。人们从前的屋子都很小。当大家有晚餐活动或需要留宿时，并非一直都有晚餐桌，有时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床铺让人睡觉。不过，我们都会想办法凑合着应付。这些聚会到后来都变得特别喧闹嘈杂。我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的极端情况，并会在设计氛围时将这种敏感性当作工具。

很奇怪，我要么是不记得了，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思考过梦想中的家。我是在黎巴嫩内战时期出生的孩子，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长大。我并没有畅想梦想之家的余裕。我们搬过很多次家，但这并非出于自愿。我们逃离内战、两次海湾战争、2006 年的以色列战争，以及之后的多次地方民兵战斗。我们不得不随遇而安，我对周围空间的感受大部分都很被动。自从我搬到北美地区后，生活才变得更加稳定。

我虽然出生在贝鲁特，却是在科威特长大的。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巴黎的叔叔家度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我们撤离到贝鲁特，与我的祖母一起在萨纳耶（Sanayeh）附近生活。我常常在她的阳台上玩耍，那里既是我的庇护所，也是一个无尽的快乐之源。阳台在二楼，可以看到主干道的美丽风景。我的祖母会向街对面的邻居们挥手问好，还会通过绳子将草篮子降到街上进行日常购物。她会检查蔬菜，然后把现金放在篮子里给小贩，所有这一切都在阳台上进行。

在贝鲁特文化中，阳台就是客厅的延伸。我们和当时的大多数贝鲁特人一样，家里没有空调。夏天时，我们在阳台上度过傍晚和夜晚，白天则会关上阳台门，让公寓内保持凉爽。在短暂的冬季，情况则恰恰相反。阳台变成屋子的 “气温调节器”。不过，例行公事般地调节室内温度似乎也成了一种社会性与群体性的日常仪式。

在多伦多生活了四年之后，我搬到了加州的托潘加（Topanga），与我的伴侣兼建筑师 John May 一起生活。托潘加是洛杉矶北部的一块峡谷飞地，坐落在圣莫尼卡山脉（Santa Monica Mountains）间，从山上往下看就是大海，那里原来是通瓦（Tongva）部落的土地。搬到洛杉矶后，托潘加的风貌和气候都让我想起黎巴嫩。这里是城市中仅存的几个真正的社群之一，吸引着艺术家、音乐家、作家、激进的思想家和自耕农。

托潘加让我们得以在某种程度过上了集体生活。我们的土地上原本有两套房子，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不同大小的居住单元，以及共享的工作室、图书馆、洗衣房、两个菜园和我们的建筑工作室 MILLIØNS 的办公室。在 “共享又分离” 的状态之下进行这样的尝试一直以来都让我们有所收获，但直到疫情期间，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项目有多特别。我们能够和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一起隔离，而且依然可以在室外聚餐。当然，我们得小心行事，生活也远非完美，但我们是这个小社群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互相照顾，这也让我们的经历变得不那么可怕。现在，我们能够用更清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家和我们的财产，甚至比以前更加确信，建筑师需要将文化朝更加共享共有的生活方式推进。

我无法撇开这些经历来构想家庭生活。这些想法已经融入到办公室里的设计项目中，我们在设计中既参考了过去文化中有关温度、新鲜空气和阳光的智慧，也研究了这些元素对我们如何在家生活的影响。机械建造系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设计中试图找到摆脱这些系统 —— 或至少是减少对其的依赖 —— 的生活方式。在美国东北地区或北欧生活的话，我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结合了在贝鲁特与托潘加的气候中生活的具体经验，由此得出这些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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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只是多了一些问题。我的工作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将来都坚持将求知欲作为指引。全球爆发疫情后，尤其是在对国家认可之下草菅黑人生命的种种形式发出抗议的时期，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术语。老实说，这些名词并不好懂，而且不幸的是，还往往过于简略。我想知道，“BIPOC”（即 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代表 “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这样的缩写是怎么会传播开来的，而 “社会正义” 这样的短语又是如何被人使用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些人和一些职业被认为 “必不可少”，这对剥削形式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这些修辞技巧是如何在人们所构思、证明及想象出来的正式回应中 —— 如果存在的话 —— 发挥作用的。我想知道变化是否真正存在，还是说，只有不断重复的危机和灾难性叙事。就这个角度来说，过去两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我的工作似乎会不可避免地一直提出问题，即如何才能实现关于细微差别、不同之处和特殊性的深入思考并将其付诸实践。

空间经过了改装、翻新、修整和改造，但从许多方面看来，空间本身依然没什么变化。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如今对待聚会的方式，以及人们想象、计划并实践现实中近距离接触的方式。有些人对与他人共处一室产生了真实的焦虑。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对各自的空间进行实际调整，却又不得不通过改变各自的工作方式乃至自我保护措施，尽最大努力做出改变。这种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可能会留存下来，也可能不会。

我已经不是建筑师了，而是开始教授建筑历史，不过，这场疫情还是给我带来很多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新的问题，不如说是意识到自己把多少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我不会再把面对面授课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带学生去看真实的空间是我在工作中最喜欢的事情之一。这两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这么做。如今的一部分课程已经回归教室，我的学生也都戴着口罩，我对此充满感激，但话说回来，我再也不会把能够看到学生的面部表情这种乐趣视为理所当然了。

疫情爆发以来，我很喜欢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感受打开窗户的快乐。护理学先驱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极力主张对流通风。她大力倡导分馆式医院规划（能够最大限度做到对流通风），因为她相信新鲜的空气可以治愈肺结核。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她的确不无道理。如今的医院都是完全密闭的。医院里可能确实有一些空间需要封闭，但我认为，这一整段经历也教会我们，新鲜空气依然很重要。我在伯克利大学（Berkeley）读本科时，有一整节课讲的都是被动加热和冷却，我们需要重新传授这些知识。也许，学校里现在还在教这些。

新冠肺炎疫情证明远程工作室完全可以实现，但这也让工作差不多失去了灵魂 —— 而且老实说，几乎不值得这么做。我喜欢工作室里的快乐：大家欢笑、争论，坐在一起工作。在定制住宅方面的工作中，我们观察到许多客户的生活日程都发生了改变，“今天” 能做的事就不会拖到 “明天”。健康和年龄的未知性让许多人打算提前实现梦想，这也让我们变得非常忙碌。我们还完成了一个就当地而言十分重要的大型户外公共区域项目，参观人数也因此有了大幅提升。这足以证明，人们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待在一起。

2020 年 3 月，我们一鼓作气搬出了办公室所在的空间。起初，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以虚拟的方式工作，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开始思考要如何重新看待办公室的物理维度与虚拟维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无疑想要保留一块物理空间，因为我们喜欢制作模型、测试材料，与团队里的成员面对面合作等等。不过，我们也不是念旧的人，知道有些重要的合作完全可以放在网上进行。我们当下正在尝试物理与虚拟空间的不同 “比例”。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业余化的摸索状态。我们不得不把在办公室里学到的所有经验乃至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抛到脑后。坦率地说，我对那些号称已经完全摸清状况的人持怀疑态度。随着疫情变成一种常驻的疾病，不同规模的工作室都需要很长时间来搞清楚如何让这种混合工作模式顺畅运作。

疫情爆发时，我们决定在自己的地皮上建一个办公室，开始想象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工作生产相结合的复合式场景。我们为年轻设计师们计划了一个常驻方案，希望以我们的工作为中心打造各种相应的项目。如果我们需要额外的空间，在洛杉矶总归找得到，不过，这些空间必须更加灵活，期限也更短。这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工作的 “地理环境”，以及如何减少随之产生的碳足迹。现在，“通勤” 前往办公室或工作室的意思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四处走动。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任何简单的答案，但我可以用一则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趣事作为回答。我们手头的其中一个项目涉及贝聿铭（I.M. Pei）在纽约州锡拉丘兹（Syracuse）埃弗森艺术博物馆（Everson Museum）东翼的改造（始建于 1968 年）。该项目最初包括一个新的餐厅，顾客可以在里面用馆内新进获得的陶瓷藏品用餐。这是捐赠者 Louise Rosenfield 提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任务：她将自己的全部陶瓷收藏悉数捐出，但要求这些物品必须在新餐厅内使用！

疫情爆发后，顾客拿起藏品中的杯子或盘子、在用餐前触摸各种物件等想法都变得难以实现。项目的各个阶段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并有所拓展，以此解决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如何提供食物与饮料，需要什么样的过渡空间来摆盘并清洁这些餐具，以及这对招待宾客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时代要如何才能依然实现当初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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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接受的教育是为了成为建筑设计师、思想者以及制造者，如今则在进行建筑历史和理论领域的博士研究。我在各种领域的工作都是以历史意识为基础的。与其说我的工作是记录变化，不如说感兴趣的是抵御变化的条件、经久不衰的事物，以及超越时间并挣脱时间束缚的事物，这些东西永远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一切面前，还有什么能长久存在呢？我的工作就是围绕住房及其相关的历史，还有欲望与各种历史表现形式的关系提出问题。世间永远有某些需求与欲望需要得到安置。

就历史学者的角度给出的答案与从业人员的答案截然不同，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的学生们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在于，他们一直生活在对环境的焦虑之中。无论是环境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还是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所有这些都赋予了存在主义焦虑全新的意义与维度。然而，这一代人并没有止步于焦虑，还会做出各种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对于 ShoP 的员工正在组建工会感到惊讶；刚刚创业起步的建筑类合作企业的数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集体设计” 与 “协作设计” 不再只是一些时髦的名词，看不见的未来将由这一代人来面对让我感到特别欣慰。我知道我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确实想要给出肯定的回答：是的，建筑根植于过去。

坦率来说，由于我们仍身处疫情之中，能做的只有埋头苦干，努力生活下去。也许当这一切都结束后，教训会到来。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单纯是在为善良的人创造美好的空间。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一直沉浸于历史之中。我们的项目通常始于厚重的历史档案，之后往往采用我们设计与实验的各种技术与材料的制作方式（比如3D 建模、3D 打印、数控铣削等等）。因此，不管是做什么项目，在某个时刻，我们都会用电脑浏览历史，在此过程中，势必会有崭新的东西诞生。

我们并没有将历史视作与未来相矛盾或形成对比的存在。恰恰相反：历史是我们用来思考未来的媒介。我倾向于认为，所有未来的建筑都来自于建筑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怀旧元素，但这一行为通常是对真实历史和当时社会经济现实的彻底扭曲。不过，在怀旧与失忆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有着从历史中了解世界又不至于被历史束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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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我把休息这件富有创意的积极活动看得十分认真。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真心希望将写作视为我的创意表达方式。我将一切都倾注其中。有时，我喜欢打开 Rhino，和孩子一起设计梦想中的房子。我的女儿现在喜欢长着猫脸的摩天大楼，我的儿子则喜欢有吊车的黄色大房子。他们如此富有创意又搞笑，总是给我带来惊喜。

我喜欢烹饪。我最近设计并建造了自己的家，其中有一块美妙绝伦的厨房空间。我终于开始在厨房里做饭了，等情况改善后，能邀请别人来家里用晚餐就好了。当然，我也很喜爱旅行，喜欢手拿咖啡漫无目的地闲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

一些艺术家、思想家和我桌上及电脑桌面上的东西，排名不分先后：

法国摄影师 Joseph Philibert Girault de Prangey 拍摄的 19 世纪黎巴嫩的照片；舞蹈家 Rudolf Von Laban 与舞者们在 Ascona 完成的项目；《泛阿拉伯现代主义 1968—2018：中东建筑实践史》（Pan-Arab Modernism 1968-2018: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the Middle East）；彩虹色弹簧塑料玩具；巴勒斯坦艺术家 Jumana Manna；我爸爸手工制作的小折刀；摩洛哥艺术家 Meriem Bennani；阿联酋艺术家 Farah Al Qasimi；电影《石榴的颜色》（The Color of Pomegranates）；美国视觉艺术家 Tauba Auerbach；歌手 Sudan Archives；Miles Davis 的专辑《Sketches of Spain》；巴勒斯坦音乐人 Al Nather；意大利建筑家与设计先锋 Gaetano Pesce 设计的花瓶；黎巴嫩裔美国诗人 Etel Adnan；阿拉伯影像基金会（The Arab Image Foundation）；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美国艺术家 Lillian Schwartz；美国数字艺术家兼画家 Jeremy Blake；作家 Joan Didion；英国-巴勒斯坦艺术家 Mona Hatoum；巴勒斯坦裔美国画家 Salman Toor；法国女权主义作家 Simone de Beauvoir；黎巴嫩画家兼雕刻家 Saloua Choucair；当代媒体艺术家 Walid Raad；美国政治活动人士兼哲学家 Angela Davis 的著作《自由是一场持续的斗争》（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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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母亲，也是个乐观主义者，但说到底，我觉得人应该做好准备，时刻准备着。警惕性既是一种优势，但也会带来问题。我希望到某个时刻，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不必如此保持警惕。

我的丈夫、学生、兄弟和孩子，排名不分先后。

我的儿子，他一直很乐观；我母亲的勇敢和勤劳 —— 她早就该退休了，但如今依然在多伦多一家非常繁忙的医院急诊室工作，管理患有新冠肺炎的病人。

我喜欢置身于充满希望的人之中，但我的情绪谱系中实在是没有希望的一席之地。黎巴嫩人早已变得非常实际，而希望与现实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我们无法用希望购买食物或药品。我并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觉得灾难近在眼前，因此不得不在情感上做好准备。

每天与 John 一起工作，生活在加州靠近大海的社群之中，在哈佛（Harvard）和南加利福尼亚州建筑学院（SCI-Arc）教授杰出的学生，与各种才华洋溢又慷慨的人合作，还有朋友……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快乐。我想我可以这么说，在各种陌生又迷茫的时刻，我们依然得以书写、命名、描摹并看清这个世界，以此了解并穿越其中，我在这些现实之中找到了希望。通过表达能让人体会到出神的感觉，这让我们得以在其中忘却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