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所的 “encargado”（负责人）—— 我称呼他为 Iván —— 正从门前的货车上卸下一箱箱的奶粉。他让狗安静下来，并示意我可以上去了。我向他表示感谢，随后踏上高低不平的楼梯爬上山坡。收容所有四座彼此独立的破旧建筑，房子的土坯墙上抹着白色与天蓝色的涂料。距离我站着的台阶大约 40 英尺远的地方，也就是街道的另一边，竖着美国的边境墙：干燥的草地和棕色的泥土中插着早已生锈的钢制护柱。我轻轻一掷就能将棒球或是装有 “中国白”（即毒品芬太尼）的密封袋扔到美国境内。一只监控气球在万里无云的地平线上时隐时现，上面装载的摄像头一直在监视。透过边境围栏的钢板条可以看见耀眼的弧光灯，不过，其光芒已被沙漠姗姗来迟的清晨日光所遮盖。铁丝网圈圈盘绕，鸟儿在空中飞来飞去，一辆边境巡逻队的卡车则在蜿蜒的山坡上爬上爬下。视野之内等级森严，充满了人为产生的严酷条件，显得此地乏善可陈。

收容所的另一位 “encargada”（负责人）—— 我称其为 Magda —— 正坐在昏暗的混凝土地板房间里一把光溜溜的金属折叠椅上，似乎正来回转台，观看墙上屏幕中的墨西哥早间新闻和舞蹈比赛：一名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身穿黑金色短裙的女子反复做着旋转动作，接着捏住鼻子，屁股往下一沉，引得其余三位主持人爆发出阵阵笑声。所有人看起来都像动画里的人物般俊俏。我向 Magda 做自我介绍，并解释说我是记者，正在为一篇报道 —— 她还没等我说完便告诉我，一家名叫 IOM 的联合国机构（即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国际移民组织）捐来了二十几张单人床的床垫。其中的十张床垫依然裹着略有破损的厚塑料包装，堆在一旁的角落里。我们还得到了一台电视，她补充道，还为天花板搞来了一些石膏板。我们边交谈边观看新闻/舞蹈节目期间，一名穿着浴袍和牛仔裤的女子抱着一个五加仑的油漆桶走上台阶，桶里装着热气腾腾的热水。她的身子因为桶的重量而向一侧倾斜，一边走来还一边挥手向我们致意。

Magda 说她来自危地马拉。那是我的儿子 —— 她指了指房间里最黑暗的角落，一个小男孩安静地蜷缩在塑料椅上，手机发出的微弱光芒照亮了他圆圆的脸庞。我说了声 “嗨”，问他在看什么。他从屏幕上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随后将手机朝前倾斜。我看了一会儿才看清上面显示的是什么：是一段挖沟机挖洞的视频。

他的母亲 —— 也就是那个提着一桶热水来洗澡的女子 —— 后来告诉我，儿子迷上了工程车辆。这位 8 岁的男孩名叫 Ángel，已经有四个多月没上学了。他的母亲 Patricia 解释说，他们自 12 月初便来到了收容所，一直在等待申请庇护的机会。房间另一个角落的柴火炉后面，靠着一个看起来十分沉重的木制十字架，几乎快要够到天花板。倒烟炉上还插着一把剃须刀。

---

我多年来一直报道关于边境与移民的新闻，访问过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美国的几十处移民收容所。这些收容所会提供热乎乎的餐食、新袜子与祷告仪式，供移民逗留一两个晚上稍作歇息，待体力恢复后再次上路。他们要是受伤了，特别是疲惫不堪或者因为某些其他原因需要帮助，就可以在继续北上之前多逗留一阵。过去几年间，移民之路乃至世界的边境线上不断冒出更多收容所：临时搭建的帐篷群、匆忙改建的工厂或是桥下的临时落脚点。这些收容所使这些人得以逗留更长时间，数个星期，或是好几个月。

我问 Patricia 她与 Ángel 平时会做些什么。起床，吃饭，她打扫卫生，他看视频，接着，他们再次吃饭，随后收拾干净。如果有其他孩子在，Ángel 就会跟他们一起玩耍。Patricia 有时还会去商店。她没有得到墨西哥的工作许可，也没有足够的钱供 Ángel 上学。我问起了那道边境墙。从我们身处的收容所看去，墙显得如此之近，简直可以纵身一跃滑翔飞过，随后降落在墙的另一边。她朝着墙的方向笑了笑说：“Allí está。” 墙就在那里。

我们面前的栏杆上晾着六条湿得发黑的牛仔裤，每一条裤子都里朝外翻了过来，口袋耷拉着，像是一排动物的皮毛。我曾经在墨西哥城外的一间收容所里学会了一种快速测量裤子是否合身的办法：将平摊着的牛仔裤腰线绕住脖子，如果首尾能够相接，就表示穿得下。

Patricia 与 Ángel 怀着希望等待的日子里，已经尽可能地让自己过得舒适一些。他们有一张下铺的床，床与四周都是毯子：旁边的墙上挂着毯子，一条毯子穿过隔壁上铺底下的床板，还有的毯子被折叠起来当作头部和脚部的缓冲。房间里的床足有四层，身体之上，身体之下，都叠着其他身体。大部分夜晚都很拥挤，她说。在满是铺位的房间里，部分碎裂的水泥地板上覆盖着木板。一块带有栗色、绿色和白色条纹的亮粉色抹布正在与地板间渗出的污渍作斗争。柴火炉的管道从窗户伸了出去，为室内空气增添了颗粒物的重量与令人欣喜的热量。Patricia 告诉我，她与 Ángel 在多次收到死亡威胁后，不得不离开危地马拉。我问威胁她的人是谁，她说：就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

她停顿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说：除了等待，我也没有其他办法。由于拜登总统（Biden）的政府不会在短期内打开庇护之门，我于是问她愿意等多久。她也说不准，但她表示，总有一天会让儿子独自去往入境口岸（她听说他们会准许一些危地马拉的孩子通过），而她则会雇一个蛇头带她穿越沙漠。我问她要去哪里找蛇头。他们无处不在，她说完，含糊地比划了一下。那不便宜，我补充道。（目前的价格是一万美元或者更多。）她点点头。

与 Patricia 交谈的几个星期以前，我还访问了位于墨西哥华雷斯（Juárez）的三间分别设立的收容所。当时，一股寒流席卷奇瓦瓦州北部地区，移民们因此痛苦不堪。人们问我：你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呢？我解释说，我是一名记者，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说我想要了解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得以亲眼目睹美国移民政策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的美国人少之又少。

一位年轻女子告诉我：我们并不是要发财，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另一名女子说。一位老人问我：先生，你能帮我什么呢？我告诉他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很乐意和他聊一聊。他于是向我诉说遭遇绑架、谋杀威胁的可怕故事，他的街角小店也被人放火烧了。他说完站起身谢谢我。

Patricia 说，其他移民离开时，她偶尔会流泪。大家都有感情了，“tomamos cariño”。我们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交谈，目光投向的则是边境墙的另一边。负责人 Iván 已经卸完奶粉，他在一辆面包车的引擎盖底下鼓捣一番后，走上台阶加入我们。他头戴一顶披头士乐队（Beatles）棒球帽，身穿绿色长袖亨利衫和蓝色大号工作裤，脚上的薄底鞋两侧印着 Ferrari 商标。他说话期间会时不时摘下帽子又戴上。他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说他和妻子是如何祈祷，期盼着能用管架式的双层床取代他自己组装的摇摇欲坠的自制床架，后来没过几个星期，善良的上帝（通过 IOM）将管架式床铺送了过来。

他后来提到，他一直告诉那些准备出门的移民，无论离开收容所还是只是去一趟商店，都不要走到马路靠边境墙的那一边。他们 —— 他用英语所称的 “坏人” —— 会以为你要翻墙。

几个小时后，当我准备离开时，他提醒我不要走在马路的另一边。你当真？我问他。他扬了扬眉毛。

我在大约十年以前第一次访问瓦哈卡（Oaxaca）南部的移民收容所 “路上的兄弟”（Hermanos en el Camino）。我当时正为一部小说做调查，最后又不得不重新写过 —— 其实早应该把手稿撕掉了事。我正是在那些年里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 —— 或者说想要从事的 —— 实际上是新闻报道。

我自此意识到，无论我们如何靠近去观察，都几乎没有可能理解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暴力。收容所经理 Iván 曾经吓唬我说走在街道的另一边很不安全，但他实际上是在传达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像诺加莱斯这样的边境城市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深受极端暴力的困扰（既有打着 “安全” 幌子的国家暴力，也有投机取巧的走私与人口贩卖组织施加的暴力行径），所有这些都会将一个晴朗的日子或是一次纯粹的散步变成一场噩梦。这种暴力并非无处不在、无休无止，也不至于不分皂白（通常针对最脆弱的人群），但边境的环境至少会使其成为偶发的现实。我可能永远也无法像 Patricia 或 Ángel 那样对这种现实感同身受。不过，我依然来到这里，试图跨越这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在十年前访问瓦哈卡的收容所时，那里还没有竣工。那间收容所多年来一直接收移民，有时多达好几百人，但所内的设施十分简陋。墨西哥的那一带一年中的许多日子都极为炎热，没有空调或风扇，不习惯的人很难在室内睡好。我的起居安排和其他人一样：躺在房间内的薄垫子上，或者躺在其中一座建筑的屋顶上。我选择了屋顶。

我和一个叫 Fredy 的危地马拉人睡在一起。他身材瘦削、头发稀疏、满脸青春痘，举止娇柔且喜爱唱歌：高亢的、舒缓的、快乐的歌曲。他告诉我，他是在危地马拉的山里学会唱歌的。他 19 岁，在收容所逗留已经超过惯常的 3 天时间，因为他之前中了毒，需要时间恢复。他不久以前在收容所外遭人绑架，被迫喝下有毒液体，继而遭遇抢劫、猥亵，最后被丢在一条小河边。我很快和他成了朋友，此后多年一直保持联系。直到有一天，他忽然不再回复我的消息。我担心他遭遇了不测。

那是我在收容所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躺在略有倾斜的屋顶上，头顶上的月亮时隐时现，四周暖风阵阵，我却无法入睡。等到凌晨时分，当周围低矮的丛林开始嗡嗡作响，传来叫声，我终于打起瞌睡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声音一下子从各处传来，有人唱起了一首歌，嗡嗡声里饱含情感又富有韵律。歌声逐渐嘹亮，到后来简直响彻半空，我终于听清了唱的是什么：

音乐来自装有多扬声器系统的改装垃圾车。垃圾车越驶越近，最后停了下来，当收垃圾的人将袋子送入卡车后侧的垃圾箱时，音乐声是如此响亮，以至于这首歌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歌曲在我脑中萦绕多年，至今仍然会不时浮现。

我依然记得，大约一个小时以后，Fredy 在炎热的黎明中唱起了这首歌。收容所开始苏醒，狗四处走动挠痒痒，厨师 Cayetano 用砍刀劈着柴火。移民们涌出营房，他们在露天刷牙并收拾行装，准备好登上 “死亡火车” La Bestia，前往下一个收容所。

John Washington 主要撰写有关移民、边境政治以及监狱、外交政策、啤酒和帽子的文章，散见于各类出版物。他经常为《The Nation》杂志与在线出版物《The Intercept》供稿。他创作的首本书作《The Dispossessed》的主题为庇护政策及古代历史，经由 Verso Books 出版。他的 Twitter 账号是 @jbwa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