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即为实吗？

“一个人要如何哀悼那些其本不应看到的事物？” 视觉研究学者 Kimberly Juanita Brown 在 Zoom 上向观众提问。在 2021 年 2 月 11 日发表的演讲中，Brown 描述了黑人联邦士兵在历史乃至视觉档案中的相对缺失。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缺失后，再试着看一幅画面，无论捕捉到的是一个场景、一个瞬间，还是一位人物、一种情感，即便其在我们眼前明白无误地存在，却依然显得在刻意隐藏什么。

自去年 2 月 29 日美国华盛顿出现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都在无情的死亡病例、严重的政府失职乃至日常的混乱之中试图喘上一口气。随着新冠病毒和如今流行的流感病毒那样，逐渐成为我们流行病学版图中可控的一部分，我不禁好奇，我们要如何在没有影像的情况下，记住纷乱不堪的最初岁月。于是，我想要发掘各种被隐藏的画面，尤其是那些主宰了我们如何看待（或是误解）疫情的制约因素，以及此前便已存在的摄影中的历史伦理问题。

我们拥有疫情爆发后的各类照片。比如人们排队的照片：大家一边保持安全社会距离，一边在杂货店外排队；开着车去停车场检测核酸；还有数不清的人们在失业办公室和食物银行外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有右翼反封锁抗议活动中人们不戴口罩的照片，有民兵组织成员袭击州议会大厦的照片，以及新年刚进入第六天，正当我们信誓旦旦今年不会像去年那般混乱的时候，媒体拍摄到的白人暴乱分子冲进国会大厦的照片。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缺失便是有关死亡的画面。去年，艺术历史学家 Sarah Elizabeth Lewis 向我们提问：“当死亡与垂死的画面缺席，无法带来完整影响的时候，我们错过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美国一年之内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超过 50 万这件事理解起来还真是有点困难；其他人显然也有同感，《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便试图将 “50 万” 这个数字转化成更为直白的概念（相当于由 9804 辆 45 英尺城际巴士组成的 95 英里行车列队，每辆巴士可容纳 51 人），《每日野兽》（Daily Beast）则将死亡人数与大城市的人口进行比较。可是，与死亡毫无阻碍的接触 —— 比如能够亲自参加葬礼 “像样地” 哀悼，以及在医院中陪伴所爱之人度过最后一刻 —— 是否就会使其变得易于理解呢？

意大利疫情失控初期曾经涌现出各种照片：病人用呼吸机费劲地吸着空气；牧师在空荡荡的教堂里为成排的棺材祈祷；旧城区的鹅卵石街道上空无一人，让人想起中世纪的瘟疫。然而，正如 Lewis 所指出的，医疗隐私法实际上禁止了我们在医院见证如此私密的场面，我们拥有的唯有令人难以消受的数据，节节攀升的线形图，以及 “每天数以千计病人去世” 的头条报道和交互式线上讣告。“面对灾难带来的预料之中且势必发生、不断加速又分布不均的死亡率，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又能对此做些什么呢？” Christina Sharpe 如此发问。量化如此规模的大范围损失，比实际理解这一规模要容易得多：全球范围内的人们遭受的痛苦中，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不透明性，而照片，则试图将其变得更清晰可见。

这样的时刻发生在我们被迫居家隔离哀悼的时候。Jude Wanga 将其父亲的线上葬礼称为取代了温暖拥抱的 “像素化” 仪式，已然痛苦的动情场合被 “支离破碎、断断续续” 的哀悼打断。用医学术语来说，这是一种“ 并发式哀悼”，用大白话来说则是创伤。这些阻隔我们接近彼此、保持肢体亲密的障碍，也偷走了我们在场见证的能力。

Susan Sontag 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认为，记录战争的照片是 “一种制造真实（或使其更为真实）问题的手段，而特权阶层乃至那些尚且安居乐业的人却很可能宁愿无视这类问题”。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摄影师们并不会拍下他们的面孔，尽管这是顾及死者尊严的当代伦理性保护，但同时，其也可能是一种道德-精神上的迷信，认为眼睛是灵魂的窗口，拍下面孔便会在视觉上使灵魂变得不朽。

John Berger 的短文《痛苦的照片》（“Photographs of Agony”）则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她关于画面有助于我们在集体记忆中记录并确保重要性的说法。他将视觉接触到极度痛苦的遭遇形容为“醒目”：其引发的是一种没有指向性的绝望，而非激励人做些什么的愤怒（此处的论点是，照片可能会迫使拒不相信或不体谅他人的那些人，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病毒）。就情感层面而言，照片会帮助我们哀悼呢，还是会像 Berger 指责的那样，使我们以 “绝无可能充分” 消化所目睹的一切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正拼命传达、解释和内化一些难以下定论的事物：一头是罹患病毒性疾病与痛苦死亡的残酷画面，另一头则是几乎没有可能完全理解的住院、感染和死亡人数与预期，其在告知情况的同时，也让数字与之代表的人们丧失关联。我们还有哪些渠道来理解呢，我们在见证与哀悼中的集体性社会责任又有哪些呢？我们是否能够摆脱非人道化的列举方式，自由地表达创伤有多深刻？

2020 年 3 月初，意大利演员 Luca Franzese 分享了他已故的姐妹 Teresa 的新冠肺炎诊断。由于殡仪馆迟迟未能前来收取尸体，他与家人不得不在家中与她的遗体隔离了将近 36 个小时。在一则发布于 Facebook 的视频中，他含着泪激烈地控诉自己被国家当局置之不理的遭遇：据当地议员 Francesco Emilio Borrelli 称，他的姐妹是意大利第一个因新冠肺炎在家中病逝的人，后续应当如何处理尚无法确定。视频广为传播之后，终于有殡仪馆前来将她的遗体接走；她的入葬仪式上一个家人也没有。

从战争、饥荒到日常琐事，照片成了一种验证，一种自成一派的经验：照片是一种现象的最终证据，其无可辩驳的力量激发了 “眼见为实” 的格言。正因为此，摄影记者追随盟军记录解放纳粹集中营也变得不足为奇。正是这些人让集中营里流水线化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暴行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尽管照片能充当证据，但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一张完全未经篡改的照片可能已经不再常见，照片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衡量标准。随着自拍作为一种合法表达的媒介日益受到重视，外加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即时传播的能力，非正式的新冠疫情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通常被摄影报道占据的视觉叙事上的真空。

这类报道主要有两大类内容：第一类是更为标准的含有各类信息的自拍或 TikTok 视频。大家描述了分辨症状的窍门（如何判断是感冒、流感、过敏还是新冠肺炎？）以及如何控制症状，比如记得摄入充足水分、趴着睡觉，还有发烧时服用乙酰氨基酚（泰诺）而非布洛芬（Advil）。人们提供了对疾病或住院的描述、回忆和画面，比如居家隔离治疗的病人对症状挥之不去的形容，以及关于装有鼻导管病人的最新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名人讲述接种疫苗、出院或康复的记录，比如 R&B 歌手 Jeremih，他在芝加哥一家医院一度严重到用上了呼吸机，经过数周的治疗后终于康复。

其中一些记录特别揪心，比如印度海德拉巴的一名 34 岁无名氏患者制作的视频。他在其中称院方在自己的治疗中存在疏忽，并描述了自己的呼吸机被过早移除，心脏也在逐渐停止跳动。“爸爸再见，大家再见” 是他在视频结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视频后来被疯狂转发，但他却在此之前便已去世。

比这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二大类：新冠肺炎的警世故事。这类记录大多是无处不在的一线工作者疲惫不堪（并被尊为英雄）的照片。这些医务人员能够在大多数人难以进入的医院自由走动。他们或身着防护严重不足的装备，或露着一张被口罩勒出深深印记的面孔，一边描述不堪重负的工作量，一边呼吁政府提供更好且更安全的资源。洛杉矶某县的 Scott Kobner 医生则随身携带 Leica 相机，捕捉到了加州 —— 尤其是洛杉矶 —— 在对抗病例激增的紧急医疗战争主战场上的画面。《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将他的作品与内战和一战时期的医学摄影相提并论，不过，他的照片显然不如战时摄影作品中屡见不鲜的屠杀场面（这也是当今独有的一种缺失）那样可怕。那些原本坚信 “新冠疫情是一场骗局” 的人们幡然醒悟后的感言则是略显黑暗的补充，而这一类例子也并不多见。这些视频大多是各种模式的忏悔，人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吐露如何因为感染而开始相信新冠疫情真实存在，也有时候，是医护人员转述的病逝患者的临终感想。

网红文化及其对参与度的渴求让这一类忏悔的真诚度也变得廉价，比如 Gen-Z 一代的网络红人在毫无顾忌地参加派对后拍的道歉 vlog（James Charles），以及测出阳性结果后的动情发言（Tanner Fox）便是这一类情况的例证。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生产品牌化（即某种程度上还算独特的）角色，将自我表达与灵活的社会控制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此奠定线上互动与亲密关系的基调，结果，拥有广大平台的很多人会依靠算法传播和受众反应来决定分享遭遇的尺度。33 岁的乌克兰健身类网红 Dmitriy Stuzhuk 在土耳其旅行时染上新冠肺炎，去年 10 月在医院去世。他最后发布（也是点赞最多）的帖子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场面在当下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进行了自我表达：照片里，住院第八天的他躺在病床上赤裸上身展现美黑的肤色；肌肉发达的手臂弯曲着若无其事地放在脑后，鼻子和嘴巴上则连着一台呼吸装置。真是超越现实。他的图片配文很长，读起来有点像临死前的忏悔，他承认自己轻视了病毒，并告诫当时达 100 多万的粉丝新冠疫情 “很严重”。他既严肃又乐观，认为自己即将出院在家中完成后续治疗。帖子里的第二张照片上是他比着和平 “V” 字手势的画面，配文写着：“我的病情很稳定。”

在新冠疫情肆虐欧洲和美国的同时，非洲大陆似乎 “幸免于难”，这种现象既令人困惑也叫人沮丧。很快，关于非洲人 “有免疫力”，或者 “病毒在较为温暖的气候环境中有可能变得更弱” 的说法逐渐传开。人们一边对特朗普针对欧盟和当时的英国旅行者颁布的禁令大为不满，认为这无疑是一项由恐华仇外者发起的极为现实的公共卫生措施，一边则无意过问非洲与疫情严重地区往来的旅行模式在现实层面构成的禁令。

这场疫情让我们有数不胜数的机会将其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艾滋病进行比较，可是，这些论调却充斥着美国中心主义思想。艾滋病毒的早期传播路径是通过刚果的殖民贸易和运输网络，而新冠病毒传入非洲的模式也如出一辙，是通过单向的自由流动产生的。病毒的边界很难界定。医学人类学家 Adia Benton 提醒我们：“病毒是在人的身体里移动的，我们需要认识到，‘特定’ 的身体乃至 ‘特定’ 的人群才有跨越国界移动的自由。”

通常情况下，照片是用来说明缺失的：以目前的疫情为例，摄影作品展现的是国家层面的疏忽造成的活生生的代价。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艾滋病恐慌相比较的话，就需要我们审视自己对戕害的理解，还要审视观众和摄影师看待边缘人群的态度。没有人对艾滋病毒免疫，然而，一开始最常见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黑人、酷儿人群、穷人或吸毒者（或这四者的任意组合）。可以亲眼看见的苦难会让人产生对苦难者的同情，但正如 Brown 所言，摄影人道主义也在人的自我与目睹的苦难之间制造出情感距离。“当我们看到死者的画面，” Brown 在一篇名为《关于他者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the Other”）的文章中写道，“即刻便会产生视觉上的转化……其代表的是种族排他性的集体性本质，告诉我们谁徘徊在人类大家庭之外，等着进来。”

第一波疫情在西方世界和非洲大陆（南非除外）的起始时间差异让我们无从体会以往的熟悉认知：即 “他们那里的情况比我们的更糟糕”。然而，疫苗殖民主义很快便纠正了这种不平衡。此前的埃博拉疫情的照片曾经广为流传，而且往往十分夺人眼球，照片中有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尸体，医院隔离室里奄奄一息的病人，以及对尸体进行消毒和焚烧的场面。正是这些照片将 “黑暗大陆” 定性为死亡和传染病的发源地。我们坚持认为，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不应该被拍摄记录，认为他们在死亡和垂死时应当享有隐私和尊严，这也证明了摄影报道的虚伪和自负：实际上，在拍摄之前确实需要征得拍摄对象的许可。

新冠病毒以一种极为有效又难以否认的方式暴露了种族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危机：几十年来的社会政策借助公共住房之名实行种族隔离，将医疗服务私有化并与就业挂钩，破坏集体谈判，还取消了对经常得不到尊重且报酬过低的劳动者的劳动保护，而疫情期间，又忽然将这类劳动者视为 “关键” 工作人员，并仅仅在口头上对该人群进行提拔。在这个国家，拉丁裔、黑人、原住民、障碍人士以及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和穷人被抛在一旁自生自灭。欧洲现代主义摄影一直是暴行的主要发生地及源头。但是，如果这种摄影流派的目标是创造出我们可以与之保持距离的画面，借此投射和反思我们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所缺失的画面 —— 实际上是自画像 —— 未免也太露骨了。

与幸存者的内疚相对应的，是幸存者的幸灾乐祸。当某种快感和社会-个人需求在消费某种痛苦（例如警察杀人的视频）的过程中诞生时，某种特定的自我例外主义也会在围观他人时出现：恐惧转化为兀自坚持或逐渐积累而成的自信，认为相同的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照片的广泛传播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加警醒或更有共情能力，而是恰恰相反。我们见识过或能够轻而易举看到绝大多数匿名化的暴行，已经不太会有什么照片能够瓦解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早就习以为常的煎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直观物品可以表达这种暴行的不可表达性，并让我们能够对死者进行更加恰如其分的哀悼。这样的事物，根本就不存在。

Zoé Samudzi 是一位作家，作品散见于《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新探索》（The New Inquiry）、《犹太潮流》（Jewish Currents）等杂志及其他多家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