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派对

不过，我总算感到世界真正在我周遭展开，一切都触手可及。我不再是个孩子，但同时，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我因为那些原本为申请法学院而选的课程苦苦挣扎。我不知道要如何找到自己，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要如何说出我是谁。我围着文学杂志打转，对创意写作课却避之不及。我也没有回家，而是在城里度过大四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我的室友 E. 和我从卧室里偷了一块床垫，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们头顶着床垫步行穿过 125 街，前往我们从 craigslist 上租到的位于东哈莱姆区的一间阳光充沛的卧室。在这段友谊中，我头一次感受到竟然有人能够摆脱时时束缚着我的那些限制，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周围的世界。我们在漫长而慵懒的夜晚相互交谈。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羡慕他人在高档餐厅用餐的念头，毕竟我俩谁都没有那么多钱。那个夏天，与我最终强加于自己的各种教育相比，食物处于次要位置，正是前者让我终于相信，这座城市也属于我。

21 岁时，我和一个喜欢做饭的人谈起了恋爱。他家境富裕，他的父亲后来在 12 街给我们买了一套漂亮的公寓。公寓占据一栋联排别墅的一个楼面，房间里有高高的天花板、假装饰线和落地窗。过家家变得轻而易举。我们用各种昂贵的器物塞满厨房：英国陶器、铜制的锅碗瓢盆、精致的牛排刀，还有珍珠柄的牡蛎叉。我发现，置身于如此富足的环境之中，人自然而然会变得慷慨。我也显得格外轻松，不过，安全感却并没有增加。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下厨，招待朋友或是他的家人。他全神贯注时的模样带有一种华而不实的炫耀光环（好比一台价值数千美元的意式咖啡机）。我尝到了白松露、油腻的西班牙杏仁和法国手工海盐等各种上好食材。我还记得他会在细节上纠正我（“你切洋葱的方法不对”），而我当时还感觉很有帮助。我想，我在内心深处其实知道，招待客人时尽管气氛一片欢快，我却常常感到不太自在。我自己对为别人做饭的理解也存在偏差；我将举办晚宴视作一种炫耀，不管炫耀的是手艺、价格过分昂贵的食材还是高科技。与此同时，我对对方的爱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薄。

我意识到自己想要写作，而这种念想 —— 与写作其行为本身有所不同 —— 与我在这段关系里日益增长的不满成正比。无论我们在恋爱中构筑的是什么，其中都没有写作的空间，而后者不仅要独处，还需要我当时并不具备且物质主义无法带来的自省与自我意识。尽管我当时不够成熟，无法想透彻，但我已逐渐明白，拥有财富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特权与优越感、知识或品位之类的东西混为一谈。后来，我在收到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的录取通知后分了手。我并没有彻底摆脱困境，而是在靠奖学金生活。幸好，在美国中西部广阔的天空和冰冷的位面之中，这样的生活稀松平常。

第一年时，我和一位名叫 Sara 的诗人住在一间漂亮的农舍里，门廊外还有一个长满杂草的院子。我在楼上卧室小小的书桌前写作，四周墙壁被涂成了婴儿蓝，房间里还有一扇可以看到街道的大窗户。到了第二年，我搬到了道奇大道（Dodge Avenue）上一栋更大的屋子里。屋子的草坪被庄严的砖墙包围，屋内则有一间贴着花朵图案墙纸的正餐厅。屋内的那道双向弹簧门通往厨房，厨房里有钢制橱柜，电子炉灶上则装着螺旋状的线圈。我们没什么钱为屋子添置家具，到了最寒冷的冬季，取暖费成了一笔惊人的开支。不过，我还是把漂亮的棉质窗帘挂在卧室的窗前，在屋子里不停地写啊写。我不写作的时候，我们便会为彼此做饭。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做饭。我们经常因为食物而聚在一起。有时候，我们每星期都会一起做饭，有时则在工作坊期间，由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做饭，或者为我们烤制派。我们会在著名作家来到镇上时聚到一起，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接待他们。或者我们会自己攒钱，为举办盛宴大肆挥霍。那时的晚宴诱人极了。我们会铺上从旧货店里淘来的薄薄一层象牙白蕾丝桌布，在酒瓶里塞入便宜的蜡烛，然后一边播放音乐（Grant Green、Solange 或是挪威民间音乐），一边热情洋溢地谈论文学、电视与我们各自的生活，诸如我们各自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以及各种诗人（我们眼里的疯子和酒鬼，这些人秉持叫人羡慕的自我毁灭式的特质，仿佛曾经在这里当过老师的 Raymond Carver 与 John Berryman 的魂灵依然在附近徘徊）。食物则往往略显简陋，无非是从各自母亲那里学来的意面、炖菜和烤肉。这毕竟是漫长的冬天，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如冰川一般从我身边漂过。爱荷华市空荡荡的，地平线则被灰蒙蒙的玉米地淹没。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快乐，即那种一切皆有可能的心情，也许来自写作。不是试探性地或者偷偷摸摸地写作，而是一页接着一页不停地写。

春天总是来得很晚，随之而来的则是不断需要修剪的绿草，以及户外的蝉鸣声与阵阵热浪。学期结束前，我们举办了最后一次聚会。温热天气里的门廊晚宴或是花园里的野餐，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重新绽放的感觉。我们的长篇小说变得更加丰满，篇幅也更长了，而我们的内心则满怀希望，对自己将来能够企及的成就深信不疑。

从当时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我终于抛弃了二十多岁时的男友，离开了糟糕的工作，找了一份新的；我向编辑提交了自己写的故事，收到了亲切的拒信；其他一些故事则顺利得到出版。我独自旅行，去过东京、威尼斯和里约热内卢。我亲吻了不该亲吻的人，于是转瞬之间，如同海浪拍在岸上瞬间碎裂一般，我恋爱、结婚，继而迈入全新的成人阶段。我的厨艺有所长进，不那么爱炫耀，却有了更多的信心。炖肉、水煮鱼、法国苹果朗姆酒蛋糕。尽管晚餐中少了在爱荷华时习得的魅力 —— 波西米亚风情变得稀薄，小布尔乔亚气息变得浓郁（更优质的红酒与厨具）—— 我却体会到了某种真诚的心情。我依然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然后烹制食物宴请大家。我们会与彼此交流想法，共同度过一整个令人陶醉的夜晚。现如今的我，终于能够从中感受到真正的乐趣。大约在一年以前，在疫情尚未爆发、在我们穿越到冬眠的另一侧之前，我举办了最后一次晚宴。我在当年二月底和几个朋友一起享用了一顿晚餐。尽管我们都害怕见面，却还是聚到了一起。其中一个朋友怀孕了，另一个则刚刚开始戒酒。我做了法式红酒炖牛肉，用烤箱慢慢地烤了一个下午，整个公寓里都弥漫着烤肉的味道，像是过圣诞节。我站在厨房削土豆皮，脚都开始疼了，但我内心十分平静，感到自己脚下的路变得分外坚实。

过去几个月间，我一直待在家里，有时好几个星期都不出门。天有时没有任何预兆就暗了下来，如果我没有面朝窗户坐着，都记不起什么时候吃过午饭或是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需求。我根据送上门的包裹分辨时间，靠天堂鸟长出的新叶区分每一天。我会写作、阅读、散步、打电话给别人，也会观看垃圾电视。我的丈夫和我如同木星周围不同轨道上的卫星那样绕着彼此打转。我知道我们还算幸运。我并不怀念苦差事，不怀念该拒绝别人的时候却应允下来，也不怀念在本应回家的时候留下了再喝一杯。

当我想起其他晚餐和晚宴时，我便会去读文学作品。在 James Baldwin 的《乔瓦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里，主人公大卫（David）与乔瓦尼（Giovanni）共用的第一顿餐点中满是纯粹的化学反应与期待，其他所有人都能看出其中叫人沉醉的爱意。通常而言，一顿餐点便是一个场景，其让叙事得以来到某个关键时刻，使两位主人公之间能发生命中注定的初次邂逅（Shirley Hazzard 的《维纳斯过境》，英文名：The Transit of Venus）或者不可避免的冲突（Herman Koch 的《晚餐》，英文名：The Dinner）。在有些晚餐时，某个人物看到了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比如 Lucia Berlin 的故事），还有一些晚餐，让人对自己此前并不了解的世界有所了解（Edith Wharton 的《乡村的习俗》，英文名：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有些晚餐让情欲或蔑视初次萌发。作家们还会精心描述餐点（或残羹，比如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的《半轮黄日》，英文名：Half of a Yellow Sun），或是避而不谈，成为真正故事的事后思考（比如 Ernest Hemingway 的《流动的盛宴》，英文名：A Moveable Feast）。文学作品中的餐点和其中的性爱或幸福一样，其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太平庸、太小布尔乔亚，尽管这也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手段，是在传达循规蹈矩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无聊感受。

不过，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想到的晚餐 —— 或者说，其实是晚宴 —— 是 Virginia Woolf 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中写到的那一顿。在贯穿小说始终的那个重大的一天里，达洛维夫人穿过伦敦的街道，来到皮姆夫人（Mrs. Pym）摆着甜豌豆、康乃馨与玫瑰的摊位，为接下来要准备的晚餐挑选需要的物品。Woolf 以一种欢欣鼓舞的笔触写下开头这一幕，尽管其中依然伴随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沉重打击：

当时正值六月中旬。战争已经结束，但对福克斯克罗夫特夫人（Mrs. Foxcroft）来说却并非如此。她昨夜在大使馆得知那个好孩子身亡后大吃一惊。如今，老庄园势必会被表亲继承，或者是那位经营市集的贝克斯伯勒夫人（Lady Bexborough）。他们说她手里拿着电报，上面是她最喜欢的孩子约翰（John）去世的消息。不过感谢上帝，好在一切都结束了。总算是六月了。

疫情爆发后最初的那几个月里，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想不明白，我此前在世间摸索的那种驾轻就熟的态度是怎么会从自己乃至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消失不见的。二月底的情形我依然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下东区一个闷热拥挤的房间里跳舞，然后出门在寒冷的室外与朋友一起抽烟。我们之中真的有人相信生活会像这样猝然止步吗？几个月过去了，接着，我们步入了新的一年，我已经进入一种全然接纳的状态。但很快，我期望着，疫情会有到头的一天。也许会像《达洛维夫人》里写的那样，那一天会在六月来临。不过也很可能会再晚一些。我们将面对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们即将跨越的阶段乃至即将背负的哀痛都会一直跟随我们。所有的改变、消失的人们以及我明年冬天必定会在大衣口袋里摸到的备用口罩，都会提醒我们这一切的存在。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身边正泡着一碗白豆。这是为当天的晚餐准备的。剩菜够我们再多吃几顿。不过，我很难不去想象比当下更遥远的那个时刻。到那时，我会逼着自己把客厅打扫干净。那个房间如今已乱成一团，椅子上搁着我们的冬衣，餐桌旁则堆着我的书。我会买些鲜花，摆上餐盘与酒杯，再点上蜡烛，放一些音乐。我本想换上更加漂亮的衣服，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到那个时候，朋友们都已经抵达。我会听到电梯的声音，还有朋友们回荡在走廊里的笑声。我会摆上一碗橄榄，把烤好的蛋糕放在餐桌上冷却，房间里满是蛋糕的香气。我们会开香槟，也许吧。还会交谈：交流近况，提出真挚的问题，回以深思熟虑或漫无边际的答复。我只消一个眼神，桌子对面的朋友便能心领神会。我们会开玩笑、聊八卦，继而不知不觉转入更加严肃的讨论与辩论。我会再开一瓶酒，坚持不让任何一个人走。拜托了，我会说，留下来再喝一瓶。长夜漫漫，我们有的是时间。

Thessaly La Force 是一位作家，也是《T：纽约时报时尚杂志》（T: 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的专题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