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的隐喻

在跌跌撞撞朝前走的迷茫日子里，我莫名地通过“螺旋”这种形状找到了慰藉，其似乎代表着我的恐惧、我对控制的渴望，以及逃离这两者的方式。到后来，我到处都能看见螺旋形状。比如这件 STORY mfg. 夹克，这些 Marine Serre T 恤，Paloma Wool 的针织衫与凉鞋，Medea x Kiko Kostadinov 手提包，还有 Thierry Mugler 螺旋状剪裁的牛仔裤。Chopova Lowena 2021 年春夏季与秋冬季的系列中，胸罩、项链、连衣裙和半身裙上都有螺旋形吊饰。与此同时，扎染仿佛从未远离一般，又卷土重来。以夸张圆圈形状闻名的巴西设计师 Marco Ribeiro 在去年 11 月接受《ODDA 杂志》采访时表示，他“对螺旋形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疫情爆发以前，他与阿根廷摄影师 Naguel Rivero 在巴黎街头拍摄了一组富有 Ribeiro 风格的“大圆圈造型”。“等到封城后，” Ribeiro 告诉《OODA 杂志》，“我结果用黑漆在照片上画了螺旋形状。这赋予了照片全新的意义。我认为螺旋会成为我的新圆圈。”

螺旋形状迷惑人眼，同时将其之下的身体掩藏。但不知为何，螺旋也彰显着身体。曾为知名影星 Marlene Dietrich、Katharine Hepburn 与 Greta Garbo 提供服饰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法国设计师 Madeleine Vionnet 在设计服装时有如拿捏黏土的陶瓷家：她会将缩尺模特放在旋转着的钢琴凳上。Vionnet 会以对角线的角度剪裁织物，避开面料本身网格状的僵硬结构；她创作的裙子与其说是在塑造女性身体曲线，不如说是在遵循与贴合。Vionnet 馈赠高级时装的永恒礼物“斜裁”让扩张与收缩、收紧与宽松、动作与弧度都成为可能。

圆圈是一个封闭的环状，螺旋则不然。后者保持开放，蜿蜒向上。Ribeiro 将螺旋与“成长、变化、运动及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样的，黑格尔学派也将辩证法称为上升的螺旋：历史向内、向过去追溯自身，从新的角度看待旧的观念，并相应地将关于过去的全新图景融入全新的之中。螺旋形状在一些古文明中代表了生命的循环、生育和重生。螺旋抗拒停滞，邀请我们用双眼或身体去跨越。

但接着，我们当然也可能会迷失。成熟与发展并非螺旋的唯一趋势。我们也会随之失去控制，向下、向内坠落。我们要是听闻朋友的情况急转直下（spiraling），便知道形势不妙。螺旋裹挟着我们，将我们抛出。这一过程包括让人迷失方向、催眠式的平静乃至收缩、控制与捕捉，犹如捕食者绕着猎物打转。

二月，据犹他州的 KSL-TV 报道，Robert Smithson 在 1970 年完成的非凡景观艺术作品螺旋堤的游客数量大增，该作品位于大盐湖（Great Salt Lake）北臂的罗泽尔角（Rozel Point）附近，人气自去年三月起便开始迅速增长。“疫情期间的游客人数大幅增加，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负责管理该场所的策展人 Kelly Kivland 表示，“人们依然在向这片广阔的土地进发。”

这道 1500 英尺长的防波堤由运到此地的 6650 吨玄武岩建成，从海岸笔直伸出的一条直线在远处绕着逆时针旋转，构成一个形状完美的螺旋。远远看去，像是一棵巨大的黑色蕨菜，一种在非自然场所显现的自然形态。Smithson 之所选择这片地方是因为这里 —— 一片荒野 —— 气候极端又十分孤寂，此外，这片水域由于水里的嗜盐细菌而在表面呈现出粉红色。“我对人与大地之间的这片恐惧之地很感兴趣。”他说。

Smithson 认为游客应该在螺旋堤的栈道上沿向心和离心两个方向各走一遍，从不同角度将相同的事物看上一遍又一遍。他在随作品附带的文章里提供了一份罗盘清单（16 个风向与 4 个主要风向），并列出了大家在每个转弯处会看到的景观。每个条目的名字都一样：泥、盐晶、岩石、水；泥、盐晶、岩石、水。

Smithson 希望交由时间与无序的变化来让作品发生改变，威胁其形状中的连贯性。他是在干旱季节完成这件作品的，期待水位在之后会上升下降，时而将作品淹没。然而，由于气候变化，这样的波动出现得并不频繁，这件作品也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都暴露在地面之上。螺旋堤原本是一件纪念自我势必毁灭的作品，结果却因为四季常在而提醒着我们，螺旋堤之外的一切都会遭遇毁灭。

螺旋形状在自然界里无处不在：星系、指纹、贝壳与藤蔓卷须。人类生命（DNA）的基石中有螺旋，威胁与日俱增的超级风暴中也看得见它。自然界中最常见的螺旋要数对数曲线“等角螺线”（拉丁语：miraculous spiral）；其旋壁的距离会以几何级数递增，变量则恒定不变。也就是说，等角螺线是自我相似的，其线径放大后可与原图完全相同。自然界中，这一特点意味着效率（想想在壳中舒展身子的软体动物），既节约空间也节省精力。老鹰逼近猎物、昆虫靠近光源，差不多都会呈现这样的对数曲线路径。“黄金螺旋”也是一个对数螺线，其增长系数为黄金分割率 φ，艺术家、建筑师与数学家们都对其美观性叹为观止。Vionnet 在设计连衣裙时就运用到了黄金分割率，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在晚期的宗教绘画中也时常用到这一比例。著名建筑师 Le Corbusier 曾表示该形式具有“肉眼可见的韵律”。

Smithson 的螺旋堤也是一个阿基米德螺线，其每条臂的间距永远相等。这一形态正如其名字里的那位古希腊数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在时间中进行稳定的双重运动后的产物：既围绕中心又不断远离中心。打个比方（虽不精确但更形象）：想象一只蚂蚁沿时钟平滑旋转的秒针以稳定的步伐行走，蚂蚁旋转着的身体在钟面画出的曲线便会构成一个阿基米德螺线。Smithson 曾说：“时间将隐喻变为实体。”螺旋曲线便是时间的形状。

人们在疫情期间对螺旋堤兴趣倍增，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解释：人们有太多时间需要打发，而其他各种场馆却都已关闭。不过，我怀疑其中还有更多缘由。Heidi Julavits 在 2017 年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中写到了与家人一起前往螺旋堤。这趟旅途缘起于焦虑，其过程也弥漫着焦虑。她既担心自己的“小乌鸦们”（她给自己孩子起的昵称），也担心他们在这颗濒死星球上的未来。（“那里会有互联网吗？”小乌鸦们问道。）“我想知道，他们对于在各自未来即将面临的毁灭有充分的了解吗？”Julavits 写道，“可以说，我希望小乌鸦们能更频繁地对此感到害怕。”

确实，螺旋形状也是一条通往恐惧的道路。法国艺术家 Louise Bourgeois 常常在作品中用到螺旋形状以及平面的螺旋状图案，她对这种形状的不同形态了如指掌，还将这种螺旋描述为“试图掌控混乱”。对 Bourgeois 来说，我们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相当重要：是边缘，还是旋涡之中？向外旋转，还有逃脱的希望；向内旋转，则“节节败退，被缩减至几近消失”。（最新一部由 Chris Rock 主演的《电锯惊魂》系列电影就叫作《旋涡》，但我认为搞明白为何叫这个名字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

小说家兼评论家 Jane Alison 认为某些故事具有螺旋状的结构。“螺旋式的叙事可能会以螺旋曲线向下蜿蜒 —— 深入人物的内心或过去 —— 或者向上延伸，一圈又一圈朝未来迈进。”Alison 写道，“这像是重复，实际却在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形式在回忆录中很常见。叙述者深受自己的过往困扰，或是如 Alison 所说的那样，“受到纠缠”，“她往昔最显耀的时刻在她手中一圈一圈缠绕，她一边旋转，一边凝视着其中不断重复的模式与形状。”Alison 引用的是小说家 Jamaica Kincaid 的作品《波特先生》（Mr. Potter）。当叙述者说起自己死去的父亲时，她“显得很执着，不断抽出故事里的缕缕丝线纺成布，随后将这块布缠绕在自己身上”。

螺旋状的故事是由许多线交织而成的，是与缫丝有关的精细活。它虽然有一个中心，却并不固定；其意义及位置会随着周遭物质的旋转而变化，使这些物质随之缠绕得更加紧密。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对达利在 1942 年出版的自传中的一则轶事感到困惑。达利说，1938 年 6 月，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来到巴黎时，自己正在“品尝蜗牛”。一如众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十分崇拜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后者对无意识的挖掘让超现实主义家们灵感喷涌：非理性思考成了对现代理性之死亡合乎道德的答案。

达利迫切地想要见他，并且已经不止一次地尝试并以失败告终。当达利和朋友们为弗洛伊德的到来而欢呼时，他“大喊了一声”。达利接着写道：“我在那个瞬间发现了弗洛伊德在形态学上的秘密。”他的“颅骨”，达利在同伴们面前断言，“是只蜗牛！他的大脑呈螺旋状，需要用针才能取出来！”

回过神来以后，我开始对这个故事的准确性感到惊讶不已。并置是达利的媒介，他借此打破梦中的逻辑与客观性之间的封条。而弗洛伊德也确实拥有螺旋的特质。我们经由超我强加于自身的叙事，即父亲、牧师和警察向我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可以总结为：“照我说的去做，而非照我做的去做。”），是一条直线：偏执、过分单纯、未加深思便进行自我批评、压抑且残酷。我们脑海里的声音说着：你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我们也体会到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危险。针对这种专横的线性叙事，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枢轴及一种来回摆动的方式。

除此之外，达利以嬉笑愉悦的语调讲述的轶事完全省略了这场期待已久的相聚所处的晦暗时代。当时的巴黎是一个中转站，弗洛伊德和家人正逃离奥地利前往英国伦敦。弗洛伊德在日记里写下一连串简要到令人惊讶的条目，记录了导致他们流离失所的事件。3 月 13 日：“德奥合并。”3 月 14 日：“希特勒在维也纳。”3 月 22 日那天，他的女儿被纳粹警察逮捕并审问：“安娜（Anna）被盖世太保抓住了。”

达利在断断续续充满创伤的鼓点中回忆起的，是他自己在长期压抑后获得满足时的喜悦。与此同时，他也对弗洛伊德遭遇的暴力流露出一种无意识的欣赏：在纳粹借科学之名在欧洲大陆行种族歧视之实的那个年代，他调用“形态学”，道出了这位犹太人被剥夺人性后呈现的软体动物形态，而他的见解则被尖锐笔直的工具“提取”了出来。当达利品尝蜗牛时，他也将自己偶像的头骨想象成一个包裹着螺旋状大脑的蜗牛壳，自己终于有机会享用：捕获、烹饪、调味之后，放到了盘子里。（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的达利已经不再迷恋希特勒。而他对另一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的持久忠诚则刚刚拉开序幕。）

那么，多次在维也纳试图与弗洛伊德会面未果的达利，也许正像是只老鹰那样绕着前者盘旋。不过，弗洛伊德是个狡猾的猎物。当达利的欲望终于得到满足后 —— 在伦敦，而非巴黎 —— 却对那场会面感到了失望。弗洛伊德说：“我在经典画作里寻找无意识，但在你的作品里，我却找到了有意为之的内容。”达利显然听出了其中的批评意味。

达利的自传之外，与这场会面有关的还有两样证物：第一样是一封由弗洛伊德写给二人共同的朋友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前者在信中感谢后者的引荐，并认为达利有着“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另一样则是达利在会面时画的弗洛伊德的肖像素描。达利称，这幅画受到了他“发现”的弗洛伊的腹足纲头盖骨与螺旋状大脑的“深刻影响”。画中的弗洛伊德的双眼被一副圆形眼镜挡住，他的眉毛厚重严肃，布满线条。眉毛之上则有着光秃饱满的头盖骨。尽管达利没有画出螺旋形状，茨威格依然感到很不自在。“我没敢拿给弗洛伊德看。”茨威格说，“因为达利已经昭告了他的死亡。”一年后，弗洛伊德去世了。

螺旋会欺骗我们，如同一个被赋予了形状的自证预言，随着听不见的“砰”的一声，一个既定的结论就此作废。我们被无限的承诺所诱惑，但在走过一段令人晕眩的距离后，却发现自己几乎没有走出多远。我们早该料到如此。不管我们走出多远，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

达利让我原本认为螺旋代表开端的想法有所改变；螺旋之于他的吸引力中暗藏着一种含有暴力的喜悦。Bourgeois 也有同感，她回忆自己小时候会在河边“旋转、扭曲并扭动”挂毯，随后，还会想象以同样的动作“扭动”自己父亲情人的脖子。“螺旋，”布尔乔亚说，“是扭转后得来的形状。”也许正是出于如此模棱两可的原因，我们才会用螺旋形状装点自己；其表面平静，表面之下或内部则预示着充满暴力的风暴。

螺旋本身并非逃避死亡、痛苦或失落的去处。其不过是一张荒谬的地图，指引我们以另一种路线从 A 走到 B。面对单一的超我，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讲述另一种故事的方式，其经由谈话而非指令展开。其中应当有过度诠释：将故事反复拿在手中把玩，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眼睛，反复审视相同的事物。我们由此诱导出其他说法，并随之将自己编织并裹入全新的叙事里。不过，也不能裹得太紧，我们小心翼翼地以免自己被卷入一些不合适的事物之中。圆圈的首尾没有连在一起，它绕着自己旋转，仍留有余地。

Sam Adler-Bell 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他是《Dissent》杂志的播客节目《认识你的敌人》（Know Your Enemy）的共同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