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ly Shinder：
时尚反骨

转变也由此而至。在这之前，Shinder 对时尚的理解颇为不同。在学校时，他总是穿着校服，对灰色毛衣上的粉色条纹印象深刻。这真的是一种折磨，他回忆道，尤其对于一个年轻的酷儿来说，这种装扮实在乏味至极。但这也让他意识到：人们——尤其是同性恋男性——是如何以服饰为媒介来沟通和表达自我。后来，当转到一所没有着装要求的学校后，他喜欢上了以迷途好色的兄弟会男孩风格而闻名的服装品牌 Abercrombie & Fitch。这种带有明显同性情色暗示的经典美式风格给 Shinder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通过穿着男性化的制服向同类传递自己的闪亮和美好让他意识到：酷儿身份是一场扮装游戏。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范式可以被颠覆。衣饰自有其神秘语言。

毕业于知名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不久之后，Shinder 在自己的同名品牌中不断探索着相似的对立与共生：比如蓝领工装与酷儿文化的碰撞，以及衣着展现的人格与内心隐秘欲望的纠缠。除此之外，他的作品中也融入了在柏林生活时期所培养出的对俱乐部文化的热爱，以及他从伦敦多元的艺术家、摄影师、设计师和编辑朋友圈中所汲取的灵感。

要深入了解 Shinder，不妨审视一下他在学习期间的两次实习经历。在 CELINE 的实习经历是相对中规中矩的选择。那时，品牌还处于设计师 Phoebe Philo 的领导之下，她对女性气质和女性形象的感性独特见解令时尚界倾醉。另一次，则是在专为蓝领工人制作服装的瑞典工装品牌 Snickers 的实习（品牌源自瑞典语中的“木匠”一词）。Shinder 今天的设计风格恰恰可以被视为将这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巧妙融合。

“我一直有些时尚反骨，”他说道。在中央圣马丁学院时，他发现穿着灰色运动服或简单不起眼的体力劳动者服装，比如市政工人可能穿的服饰，反倒让能自己在穿着奇特的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他对这些服装的细节、功能性、实用性，以及暗藏的颠覆性很感兴趣。在柏林生活时，他注意到酷儿男性会在夜店中穿着工装。“他们觉得这样看起来很酷、很有男子气概、很性感。我想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他说道。

Shinder 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立刻被这座城市所吸引，那时他只有16岁。这座城市闻名遐迩又充满活力的同性恋狂欢夜生活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他观察到，除了酷儿男性讽刺性地以典型“直男”风格打扮自己之外（想象一下 Tom of Finland（“芬兰的汤姆”）漫画中的场景变为现实）工装在夜店生活中还提供了实用功能：它非常适合连续数小时跳舞穿着（更不用说嗑药）。他说：“人们在外面玩的时间可能很长，有些人甚至会一天15个小时都在玩乐！尤其是在电音俱乐部，你不可能穿高跟鞋和小裙子，那会毁了它们的。人们需要能在那种环境中耐穿的衣饰，同时还要看起来与众不同。”

酷儿与直男的对比，实用性与迷人外观的平衡——Shinder 的作品中充满了以不容忽视的双重性。实用和功能性的服装可能以女性化的丝绸绉纱制成；军事风格的运动服在拉链打开时，或许会露出如地形线般勾勒着身体轮廓的性感网眼嵌片；尼龙网眼面料制成的健身短裤或背心在肩部和臀部的镶边让人联想到根系、血管，或是紧握着穿着者侧腹或三角肌的手——这些服饰描摹了身体轮廓，令人不容忽视。

Shinder 的其他设计则以戏谑的方式挑战着传统工装制式。例如，冲锋夹克和配扰裤子上的纽扣和抽绳与实用无关，它们在衣袖和身躯上蔓延，暗示着源自束身衣的性感。而充满着硬汉风格的夹克则以缎面为衬，妩媚地挑逗着感官。在 2024 春夏系列中，他让部分模特身着带有反光材料的高能见度消防员夹克，另一些则身着低腰露臀短裤走上 T 台。

为了进一步强调这种感官张力，Shinder 邀请了特纳奖（Turner Prize）得主、以捕捉年轻同性男性间的欲望而著称的摄影师 Wolfgang Tillmans 来拍摄他的首个服装画册。

对于 Shinder 来说，他的作品是与周遭世界的对话。同时，他也坚信时尚不该也无法与生活分离。因此，他建立了一个凝聚志趣相投的艺术家的社交网络，他们既会为他提出建议，也是他的灵感源泉。“我喜欢让自己被做有趣事情的有趣人们包围，”他说。“与电影制作人、新兴艺术家、杂志编辑、音乐家们的交流让我成为更有深度的人。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让我们激发彼此的灵感，共同成长。”

“我非常高兴能够与他们相遇，这极大地发挥了我的创作动能，”他补充说道。“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你无法单打独斗。这也不是以物质奖励为基础的，因此一切都出于内心深处的热爱。我和这些人共度时光，一起创作新作品，同时也加深彼此的友谊。这是一种将生活与工作融合为一体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他对将时尚与世界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观点十分不屑一顾，而更倾向于认为时尚是构成通常被我们称之为“时代精神”的混杂能量的一部分。他说：“我更愿意与那些有时尚界以外视角的人合作。”他指出，在 2023 年秋冬系列画册的制作中，他与波兰艺术摄影师 Kuba Ryniewicz 合作。“这再次体现了我的反时尚态度。‘为了时尚而时尚’让我感到厌烦，我在寻找一种不同的方式，将时尚当作文化来看待。我希望能够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改变文化，创造出在世界上作为对话而存在的服饰。”

与 Shinder 交谈时，紧迫感油然而生。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如夜场鼓点般节拍分明，同时带着伦敦青年特有的文化脉动。这是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鲁莽，但也是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功所需的驱动力。这也是他在毕业后没有选择在某个大品牌工作几年混日子，而是决定刚毕业就创立自己品牌的原因。Shinder 的自有品牌创立发生在英国脱欧后不久，还赶上了全球疫情大流行，让起步期的生产成本变得更高、流程也变得混乱。

“在我读书时，与他人的合作总是会极大地影响我的作品，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说。“毕业后，我花了一年时间真正深入地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很怕因为去给别人工作而失去这一切。我想要珍惜这些宝贵的时光，在我的创造力被公司体制化之前，真正地建立和强化我的视角和声音。”

Shinder 感到有必要保护他作品中的纯粹性和珍贵性，以及坚韧和驱动力。这是一种危险又令人兴奋的组合，但也正是这种组合才可能激发巨大的动力。当我问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品牌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时，他的回答既简单又大胆：“我想改变人们的着装方式。”

Max Berlinger 是一位常驻纽约布鲁克林的自由撰稿人。他撰写关于时尚、科技和文化交汇点的文章。他的作品曾在《纽约时报》、《GQ》杂志、《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发表，在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都可以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