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空想：与 Durga Chew-Bose 对谈电影制作

我在写《私人采购员》（Personal Shopper）的时候见过 Olivier Assayas。我们当时成为了朋友，之后偶尔会发邮件联系。当我告诉他我在改编《你好，忧愁》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在电影制作的各个阶段，我都会跟他联系，或者给他看点剪辑。我还非常想与跟他长期共事的美术指导 François-Renaud Labarthe 合作，所以当我们真的争取到他时，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了 Assayas。他对我说过一句很美好的话，我会永远记着的。我们的电影最终没有入选戛纳，而我之前还天真地以为有机会，所以非常失望，现在回头看真觉得挺傻的。之后他写了一封邮件给我，谈到这部电影的特质，他说他不担心这部作品会没有观众。他告诉我，他一路以来学到的一点是“电影会自己找到朋友。”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它是那种既简单又美丽的表达方式，讲述的是创作的真谛 —— 不是为了博得所有人的共鸣，而是只要你忠于自己的声音，就像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真正的朋友一样，电影也会找到属于它的人，并慢慢形成自己的世界。

Janicza Bravo 是我在选角方面有想法的时候会发短信请教的人，她可能跟某位符合条件的演员合作过或听说过相关情况。我还和 Lena Dunham 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聊选角和演员的事。她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态度上既坚定又幽默。我在开始拍第一部电影时非常紧张，而她对我的信心让我感到宽慰。她用平等的语气跟我讲话，即便那时候我还没真正拍过一部电影。

我还记得我们去勘景那次，我发短信给 Janicza 说：“我们去勘景了，这事可能真的提上日程了。”她立刻回复我：“Durga，勘景就是来真的了。”这些小小的肯定很重要，让我知道自己不是活在空想中。拍电影有时候就像在活在自己的脑海里，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直到有观众出现的那一刻才变得真实。

我非常能理解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事情之一。困难之处在于我对演员所做的事情抱有极大的敬意，也清楚如果你说得太多、话太复杂、把简单的情绪弄得过于晦涩，或者讲话前后矛盾，都很容易破坏他们的状态。你是在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极度敏感脆弱。我的写作风格本来就有点精雕细琢，这对演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困难。我很快意识到，一旦你选定了演员，相应的角色即属于他们。

我觉得对 Lily 来说，每一天在片场都会有某个时刻让她想：“天啊，我居然要和 Chloë 对戏。”这种感受会激发她，让她的表演带上一种特别的张力，因为在 Cécile 和 Anne 的关系之外，还并行着 Lily 和 Chloë 的一种“元关系”。我记得有一天，Chloë 送了 Lily 一个片场专用包，是那种颜色鲜艳但结实的篮子。不是软塌塌的那种，所以她可以把剧本、水瓶、帽子和太阳镜都放进去，做工也很好。Lily 简直高兴坏了，不只是因为那是 Chloë 送的礼物，更因为实用，有纸质剧本时软包真的不方便。这个举动就很 Chloë，她是那么时尚又酷，同时极其务实，遵循实用性和效率。我当时就在想，Lily 一定会永远记得这个时刻。

是啊，确实如此。这样的场景在传记片里会更常见，因为对于那种题材来说是必需的。但我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 Anne 的艺术中找到她的脆弱，而不仅仅是在她与男人的关系里、她是否可能成为母亲，或者她所处的年龄阶段里。在原著中，她是一位时装设计师，但在我心里她一直是个艺术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困住了她，因为那是一个职业。这意味着需要一步步往上爬，这个过程会迫使一个人对人生作出抉择，可能会排除掉家庭。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艺术愿景，很可能会在旁人眼中看起来不那么亲切。所以我也希望通过那场戏，展现她独处时对着自己的速写本的样子。我写那一幕的时候就在想，我希望 Cécile 能说出触动 Anne 的话，因为她的内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家，而艺术家总是格外敏感的。

对，玫瑰。我甚至都不确定写那句台词到底想表达什么，每次看到那一幕我都会想：“天啊，好尴尬。”因为 Cécile 可能觉得玫瑰太俗气、太扎眼，而对 Anne 来说，那种选择却是本能的。生活中如果发生这样的瞬间，不管是发生在我身上还是我看到别人经历，我都会觉得像是一场地震。你说你喜欢那幕戏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的桥段。

那段原本是写成两场完全不同的戏的。那段对话本来安排在两人在一起之后，Anne 在露台上，Raymond 在做芭蕾热身动作，他们已经是在一起的状态了。就在那个状态下，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说起她想念 Elsa，因为她确实怀念那个女人的存在。Elsa 有着一种魅惑的气氛，就像这个家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丝颤动。至于那场铺床戏，原本是发生在他们在一起之后。但在电影的最终版本中，这两场戏的顺序都已经改变了，背后其实发生了好几件事。因为预算的关系，我们在拍摄前便不得不删掉很多戏份。有一天晚上我和副导演还有制片主任在一起时，我的副导说：“你为什么不把那场对话的声音放在铺床的画面上呢？它们处在同一时间线。”你知道那种感觉吧，有人提出了比你原本想法更好的点子时，自尊心会有点受伤。但我其实特别开心，因为我想：“呀，他现在是真的懂我，这听起来完全就是我会去做的事情。”

后来在做剪辑的时候，我的朋友 Chris Wells 又提出说节奏有些问题。他建议把铺床的场景提前一点，放在他们正式在一起之前，因为铺床这件事本身就有某种暗示意味。所以你刚才问的这些点子，我一个都不能自夸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但我觉得自己在“愿意听取别人意见”方面做得不错。

哈哈，没错。在电影的故事里，角色们都常在读书，阅读还是他们与彼此相处的方式，所以我不希望观众的注意力被发散到“Cécile 是在看 Sally Rooney 的新书吗？”这样的问题上。我真正想创造的是一个与现实相仿却难以准确定位的、完全封闭的世界。所以要确保其中的书籍是虚构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些书的封面是我的朋友 Teddy Blanks 设计的，他也是我们电影中所有标题的设计师。他的妻子 Molly Young 是位聪明、幽默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们两个一起完成了这些书的设计。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里面是所有角色的小传，包括他们是谁、可能会看什么样的书等信息。我甚至还列了一些书名，因为我有点控制狂。Molly 和 Teddy 真的是尽情发挥了，每本书背后都有虚构的书评和简介。还有彩蛋呢，Cécile 读的那本书叫《Claudia Claudia》，作者的名字是 Valentina —— 这两个名字其实都来自 Monica Vitti 扮演过的角色。

其实我是在自嘲。我对自己想写的东西、作为导演想构建的世界很有信心，但我也非常清楚这些东西会让一些人看不顺眼，并招来很多批评。我其实有点着迷于人们因为我的电影或文字而产生的愤怒。我心里有点爱使反劲儿，觉得这种反应很有趣。某种程度上，我写 Nathalie 这个角色，是把她当作我最中意的电影角色。她是我最爱的那类角色，只露脸五分钟，但完全改变电影的走向。但同时，她也在怼我。

我为她写的那句台词，其实是在调侃我自己，或许是一种防御机制，想要表达的就是我自己什么都清楚。我知道为什么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会让人不舒服，但我还是很喜欢 Nathalie。我也喜欢我的批评者，很多时候我还挺认同他们的看法的。你可以承认自己的一些缺点，同时你也可以永远不会改变。这就像是我自己在霸凌我自己。我不是乐于自我贬低，这更像是在跟自己过招。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做艺术的人就该固执一点。